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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方式面對這場災難。軍人在救援，醫生在醫治，記者在報道……那么作家該選擇什么方式？

　　身為山東省作家協會的副主席，王兆山先生寫了一首詩。6月6日，這首《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悄然刊登在《齊魯晚報》的副刊上。幾天以后，引發一場轉載和批判的狂潮。

　　我這樣揣度王副主席的心態：誰都不想缺席。

　　作為一名沒有進入抗災現場的普通記者，我曾深深體會過那種缺席的挫敗感。別人似乎都在做著點什么，而我遠處北京，只能默默難過和祈禱，心里充滿恐慌，似乎自己一時間被整個世界甩在身后。

　　長久以來，我們都活在缺席的恐懼里。過去的許多時候，當社會在指揮下以同一個聲音放聲歌唱的時候，那些沒有發出聲音以證明自己在場的人，總不免擔驚受怕——尤其是當這種聲音被當做一種表示和證明，參與總是無害的，而不參與則可能代表著若干復雜的解讀：不合作，不贊成，或者，不忠心。在我們周圍，這幾個詞帶來的評價，往往是負面的。

　　因此我不禁妄自揣測，當災難過后，輿論開始忙著提供鮮花和掌聲，表達贊美和感激之時，王兆山先生身居作協副主席之位而默默無語，內心大約也有這種恐慌。我寧愿相信，正是對“缺席”的恐懼，而不是其他惡劣的動機，催促著王兆山先生在災難發生近一個月后，將自己作品發表。

　　他注定不能為自己這首奇思妙想的詞作得意太久。剛剛在電視畫面中目睹汶川特大地震慘劇的人們，面對王兆山對“黨疼國愛”的死者們“縱做鬼，也幸福”的斷言，大為光火。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這樣死去的人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有幸福可言。

　　憤怒如潮水一樣涌向王先生，不過有同行在采訪中獲知，他心態很好，對批評的回應是：“讓大家說去吧。”

　　這是我們習慣的結局：來自民間話語的抨擊和指責，無論多么激烈，也因為不具備實質性殺傷力而往往歸于無形。被指責者可以關上家門，關掉網絡，輕松將這種攻擊拒之門外。

　　我們應該弄清楚：在頌揚中不愿缺席的，王兆山并不是第一個和唯一一個。他的任務完成了，心里的石頭也放下了：在這場大合唱中，他是在場的。盡管也許不那么高明，不那么巧妙，但他表明了心跡，表達了立場。

　　——立場永遠比方式更重要，這是我們從中讀出的復雜意味。

　　事實上，類似的文辭，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文辭，在我們過去的記憶中，并不稀少。在一段曾經占據我們精神生活顯赫位置的“傳統”中，類似王兆山先生這樣的作品，一度連篇累牘。

　　我們曾有過一個全社會都在追逐潮流的時代。口號和語錄在每一個人嘴里響起，鼓掌和歡呼時，每一個人都在場，聲音驚天動地，經久不息。在那時的報紙上，這種潮流，也經常以詩歌的形式抒發胸臆。盡管許多人對此有了審美疲勞，可是沒有人缺席：要知道，缺席，也是一種立場。

　　我們不該做極端清算歷史的人，所以那段特殊日子里的種種表現應該得到體諒。但是，當民間已日益遠離這種傳統時，從那時承繼下來的對“立場”的慣性，對參與“合唱”的熱衷，卻還在某些文化機構、某些文人的內心深處停留。

　　這不，一張嘴，吐出來的就是帶著霉味的呼吸。

　　好在，歷史畢竟在往前走。我們也欣慰地看到了許多沉默的人。他們不抗爭，不抨擊，不揭露。他們默默地生活，平凡地工作。但他們不盲目追逐潮流，不主動參與某些氛圍的營造。他們不屬于社會的兩極，在很多場合的表達中，他們是缺席的大多數，但他們構成這個社會的堅固基礎，并一天天使虛偽無處藏身。

　　王兆山先生顯然不屬于這個沉默的群體。他不能理解的事情是：有些時候，缺席比在場，更加珍貴。記者 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