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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詩人是不可以很現實的，但是詩人的作品又離不開現實，請問您如何把握這個，就是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的關系？
余光中：你的問題就是說，作為一個詩人如何處理生活與現實的關系是不是？你用了兩句成語，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很好。入乎其中就要投入生活，出乎其外就要保持一個距離，在恰到好處的美感距離，來表現你投入時候的經驗。所以作為一個藝術家，包括作為一個詩人，當然要有生活經驗，可是等到你要創作的時候，就要從主觀者變成一個旁觀者，你投入生活的時候是主觀的，等到你要寫作品，來表達你投入生活的種種感覺的時候，就不能那么熱衷，因為很多人，他的切身經驗太可貴了，于是他就大聲疾呼地寫出來，那個經驗沒有表現得恰到好處，如果你想，曹植被他的哥哥迫害，哥哥命令他，你走七步要寫一首詩。于是他寫出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用一個煮豆燃豆萁的意向，間接委婉地說出，本是同根生，兄弟不應該互相斗爭。這個比喻就恰到好處。如果他那個五言絕句是“你我本兄弟，相害何太急”，那就不是藝術品，也不是詩，因為太直接了。所以你要找到一個恰當的距離，找到一個恰當的比喻，使實者虛之，虛者實之，這樣才能成為一個藝術家。
提問：余老師您好，我想問藝術和人生究竟是什么關系？
余光中：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很快，可是接下來，衣服足，要知榮辱，知榮辱就是人文。道德的情操，個體與群體的關系，這些都是人文。那么人文跟藝術有什么關系呢，可以這樣說，人文感性化了之后就變成藝術，藝術知性化了，就是人文，人文比較是文化的累積，它保留一些精神價值，而藝術呢，是那些精神價值的生動、深刻、優美的外在的表現，所以，如果能夠把握這兩者，我們的中華文化，不但可以繼承，而且可以進一步的發揚。
提問：余先生我幾乎通讀了您所有的作品，我覺得您的風格變化很大，是有什么特殊的事件促成您風格的變化呢，還是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探討？
余光中：風格多樣，因為我長壽。(笑聲)我剛才都解釋過了嘛，江郎才盡的問題，就是你要保持兩種敏感，第一對于生命敏感，第二對于語言敏感，那就不會江郎才盡。現在我對很多事情還覺得很有興趣。覺得非寫不可。另外呢，我覺得，我們的中文，母語也還沒有被韓愈，曹雪芹用光，還留下一些空間，我們還可以拿來，用不同的方式表現，至少李白沒有坐過飛機嘛。
提問：古典詩詞的創作有固定的規則，比如說押韻、字數、平仄等等，但在現代詩中不會有這些規則來限制語言的表達。您怎么看待古詩和現代詩這兩種風格？
余光中：這個題目不小，我簡單地答一下。所謂現代詩，一般人的印象，是西化的，覺得是西洋的，其實不必然，像我自己，當年為什么寫新詩，就是我不太喜歡當時的新詩，我覺得我不如自己來寫，那問題就是說，我們到了現代，古詩可以一直繼承下去，不過呢，它的可能性，就是它可以寫的方式，差不多也發展到一個程度了，我們也可以參考外國詩。所以呢，四五以來的詩人作家，往往都想調和中外，像民國初年，不單是西方的，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俳句，也都是當時詩人把它來融入中國的，然后用白話寫，胡適所謂先有文學的國語，然后才有國語的文學。所以現代詩，這個詩法的對象很多，有些外來的影響力，可是你一定要有相當的功力才能夠調和中外。至于說格律呢，古詩自有格律，新詩呢，很不幸，很多人迷信自由詩，好象自由了，你就管不著我了，我好象什么束縛都沒有了。問題是所有的藝術，都沒有絕對的自由，還是要有一個游戲規則，游戲尚且要有規則，藝術怎可沒有規則？問題是你可以不遵守古人的規則，不遵守外人的規則，你不能不自創一種規則，自己可以遵守，從者也可以來學習，所以有自由獨創新規則，可是沒有自由拋棄所有的規則。而古人的規則也不是一成不變，同為兩大詩人，李白和杜甫，杜甫比較守規則，杜詩是在格律里面變化；李白往往是在格律之外變化，所以我認為李白是古代一位偉大的自由詩人。《蜀道難》它不是很合規則的，所以李白的古風特別的好。李白的那首《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云》，開頭幾句很有氣派，可是不很合文法，“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多么壯闊！可是“昨日之日”，并不是很好的修辭；“今日之日”，也很累贅嘛！可是李白需要多轉一個彎，他才宣泄得出來，所以我們讀下去，還是覺得非常好。李白打破格律我們叫好，杜甫遵守格律，顛來倒去還是在格律之內，我們也覺得非常之好，同樣的好。
提問：余老師您好，我想問一下，在文學創作中，您如何看傳統與西方的因素，是側重于某一個方面呢，還是要將兩者完美地結合起來？
余光中：您說一個作家要不要調和中外，調和中西，恐怕是免不了的，因為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將近100年了，這個世界早已經敲過中國的大門了，所謂全球化也不是從今天開始，說得近一點，從“五四”就開始了，更早一點的話，明朝也就開始了。經濟全球化要影響到政治和文化，因此更需要認清楚自己站在哪里，認清楚自己的民族站在哪里。我們也可以吸收外來的很多優點，像我們歷代的王朝，也吸收了外來的很多文化，而形成后來的更豐富的中華的傳統。所以調和中外呢，都恐怕免不了，否則的話，我現在可能還在寫律詩。
“五四”那個時候，有很多留學生回國來，就造成中國很巨大的變化。不過一個人，可以食古不化，也可以食洋不化，如何消化在外國學到的東西，還是非常重要的。影響我寫詩的最大的三個因素，第一就是古典的傳統，中國的古典文學；第二是外來文化的影響；第三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學。我覺得一個人有志于文學創作，對于這三種傳統多多少少都應該有一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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