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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植芳先生去世還未過“一七”，人們對他的紀念與追思還沒有止息，柏楊先生又于29日凌晨1時12分，病逝于臺灣新店耕莘醫院，享壽89歲。兩位有風骨的老人相繼仙逝，令人扼腕痛惜。他們大半生雖各居大陸、臺灣，卻皆因思想問題而入獄。囹圄之災不但沒有摧毀他們的人生，反倒把他們的靈魂打磨得更加光潔。

　　1968年6月，已是島內知名雜文家的柏楊，被當時的臺灣政府羅織罪名判處12年徒刑。坐了9年26天的牢以后,柏楊出獄。之后，他多次要以《丑陋的中國人》為題目作演講，都被取消。1984年，受美國愛荷華大學邀請做短期訪問，柏楊才第一次作了題為“丑陋的中國人”的演講。1985年，《丑陋的中國人》在臺北出版，第二年，大陸出版刪節本。完整版本的《丑陋的中國人》，一直到2004年才在大陸出版。該書出版一波三折的過程，正是國人正視自己、反思清洗自己靈魂的過程。

　　雖然事隔20余年，但至今仍然不能否認，柏楊對國民性的批判乃是一個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件。這一批判上承魯迅一代，是因抗戰和內戰而中斷的文化啟蒙運動在當代的延續。柏楊在上世紀80年代的雄起，可謂是時勢造英雄，他準確地踏上了中華民族的時代大勢。柏楊出獄之后適逢兩岸的政治氣候皆從嚴冬向春天轉變。上個世紀70年代末，大陸已經開始大張旗鼓地進行改革開放，到1985年各種西方學說也幾乎都找到了在中國的傳人。而此時，臺灣也正處于政治解凍的前夜，島內也日漸寬松。這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共同的文化根基所決定。對于兩岸的知識分子來說，沒有政治解凍這個前提，國人的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一日千里。當然，也不可能在社會上出現對傳統文化、國民性反思、批判的思潮。柏楊恰恰就是中華民族在開始擺脫其醬缸文化的特質之時，開始了對國民性的批判。這一批判的方向直指現代國民性的再造。

　　風云激蕩轉眼間20年已經過去，當年的文化斗士已經駕鶴西去，當年的命題卻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從大陸到臺灣，乃至到海外的華人社會，似乎人人頭上都還頂著柏楊老先生給我們蓋的印戳。或許有些人可以漠視這個印戳的存在，或許可以以丑為美而幸福地活著，但是，如果柏楊的去世仍然不能讓我們正視“丑陋”的存在，那么，這個世界上能夠拯救我們的東西恐怕就不多了。(于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