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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天,易中天又投入到繁忙中。從2月份起,他和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再度合作,推出一個關于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的36集電視專題節目。在這個節目里,他將暫時告別解讀歷史,進入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站在全球視野和歷史高度,尋找那些能夠為今天所用的文化資源,進行解讀與傳播。這意味著他暫時擱下了《水滸傳》,在《品三國》的那條道路旁,另起一條新路。
紅得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現在很煩惱。他對自己的走紅完全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他家里的電話一天到晚不停地響,讓他看書寫文章不得安寧,手機只能轉到秘書臺。他的家庭、生活、工作都成為了媒介報道的內容,甚至沒有采訪過他,就杜撰他和妻子家庭生活的文章,在發行量很大的刊物上發表。
對報紙、網絡上關于他的報道、評論,易中天剛開始還會認真看,會為理解自己的知音欣喜,也會為不實、歪曲的報道憤怒,也會在公開場合作出回應。但到后來,他發現自己已經看不過來了,關于他的新聞太多了,根本就看不完,后來干脆就不看了。
“我現在感覺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以前你說什么都行,說什么都對。一年后是你說什么都不行,說什么都不對。比方說,有人批判你,你是回應還是不回應?不回應,馬上就有人說,你看不敢回應,心虛了吧,不敢吭氣了吧,我們說對了吧；你回應,馬上就說,你看一點肚量都沒有,怎么一點批評聲音都聽不得呢。甚至一個小孩沒有拿到你的簽名,就可以在網上罵你……你又不可能面面俱到,讓所有的人滿意,那會令自己崩潰的。”
因為對媒介不信任,易中天選擇了在新浪和搜狐兩家網站上開個人博客,還有百度的易中天吧,繞過媒介直接發言。“這起碼可以真實傳達我的想法,不怕媒介歪曲刪減,而且能夠直接和讀者、觀眾溝通聯系。”
易中天甚至很生氣。他甚至不承認《從星空到心靈———易中天于丹演講對話錄》是自己的作品:“那也不是我寫的。我和于丹在香港對過一次話,被他們整理出來,交給出版社,我連稿子都沒看,怎能說是我的作品呢?”
十年前,易中天開始想做一件事,就是讓學術走進市場、走進社會。文學、藝術、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都是他研究的領域。在學術研究外,他寫了《閑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與女人》、《讀城記》、《品人錄》、《書生意氣》等隨筆體學術著作,也寫各種評論時事的雜文,甚至出版文學作品集,廣泛參與城市發展在內的各種社會活動。
對于易中天的這種選擇,有人贊同,有人反對。贊同的人認為學術本來就應當走出象牙塔,走向大眾,走向市場。反對的人認為他應該呆在書齋里好好做他的學問,現在不務正業整天在外奔忙。
而對于易中天來說,他已經懶得回答這些質疑了。在與電視共舞的過程中,易中天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和位置,信念也越來越堅定。“我的信念更加肯定了,這些年我一直在走‘傳統與現代的對接、學者與大眾的對接、學術與傳媒的對接’的道路,現在證明沒有錯。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學術成果走出書齋的時候,需要有一個古典文本的現代轉換。因為大多數人在閱讀文言文的時候,還是有閱讀障礙的,這個“轉換”能引起大眾對古典、對傳統的興趣。當然,如果能夠讀原著效果會更好。我堅信,越是高級的東西越簡單,越是真理越明了。我的實踐告訴我,學問就該這么做。”
易中天前不久交出的新書《帝國的終結》。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書,也是一本徹底的學術專著。和他的《破門而入——易中天談美學》一樣,出版《帝國的終結》的是復旦大學出版社。
我想找出歷史上改革派失敗的原因
記者:《帝國的終結》的香港版和內地版有什么不同,感覺香港版要比內地版厚。
易中天:《帝國的終結》這個書是2003年11月份完成的,香港版是2005年8月由三聯書店出版的,在內地換了幾家出版社,但一直未能出版。這次出大陸版的時候我又重新作了一次修訂。從字數上來說,肯定是大陸版多。但我也奇怪,香港版的書居然比內地版的書要厚。
有些媒體說這是炒冷飯,對不起,這個飯在中國大陸沒吃過,所以在中國大陸是新飯,不是冷飯,是熱飯。是一本新書,是我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些思考。
記者:那么多年過去了,你身上理想主義的色彩一直沒有減弱,血氣方剛,還沒有涼下來。
易中天:我的侄女對我是這樣的評價:大齡憤青一個(笑)。但是在生活里和學術上,我的表述還是很平和的。我覺得人是理性的動物,一方面,我覺得還是要保持一種對社會,對人生、對國家、對民族的滿腔熱情,這個熱情你不能把它消滅了。但是在具體做事、說話、寫文章的時候,卻應該以一種理性的、平實的、平和的方式來處理。我認為是這樣的,這樣才能真正去實現你要實現的目的。
我一貫認為人文學科的研究,它的終極目的是每個人的幸福,否則沒有必要來建立這個人文學科。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應該有社會的責任和擔當。要承擔起這樣責任和擔當,就必須讓學術、研究成果走近社會、走近大眾、走近生活,所以我的口號是“為人生而學術”。
記者:現在很多人從事歷史研究,主要著眼點在于它的現實意義,比如吳思的研究是歷史上政權機構運作背后的潛規則,你做歷史研究的興趣點在哪里?
易中天:如果借吳思的話說,吳思要告訴我們:中國的官場不是按照紅頭文件和政策法規來運作的,而是按照潛規則來運作的。這是吳思的結論。我要做的事情是解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會有潛規則,潛規則是從哪里來的?為什么必然會有潛規則?又比方說黃仁宇先生說中國古代社會國家的問題在于以道德代法制,這是黃先生的結論,我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會以道德代法制。實際上我所有的努力最后都在挖那個根。
記者:從你文章的分析結果來看,項羽、曹操、武則天、海瑞、雍正、曹操、王安石、晁錯這些歷史上的改革派人物,他們對政治體制的改革往往以失敗告終。
易中天:中央電視臺有一個編導,看了我講晁錯的那集以后,一個星期吃不下飯。(笑)
這些人都沒有什么好下場。這些悲劇人物就能夠反映出我們這個民族和我們這個國家在歷史上走過的這條路,它會有什么問題,哪些是我們今天必須力圖來避免的,如果說有現實意義,現實意義就在這個地方。
改革進行到最后,往往已經不是一兩人的問題了,而是制度問題。我不認為歷史上出現的悲劇、錯誤、災難是個人原因,我認為是制度原因。這樣一個制度,背后是文化,再往上追述就有地理的、自然的、人物的各種原因。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我寫嚴嵩的那段:嚴嵩是公認的奸臣啊,最后連嚴嵩我都替他說句話,我說嚴嵩實在是忠臣啊,80高齡的老人,充當皇帝科學試驗的小白鼠。因為嘉靖皇帝是要煉丹的,他煉好以后自己不吃,讓嚴嵩先吃。嚴嵩吃了以后還寫試驗報告。說臣昨天痛下淤血,臣服后渾身燥熱……那個時代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國家啊,不忠于皇帝才是奸臣啊,曹操說他是奸臣,是因為曹操要篡漢獻帝的位。那嚴嵩沒有篡過位啊,他是壞人,不是奸臣。
“實際上根本問題就是皇帝制度。專制和獨裁的制度,注定了這些人都是這個下場。
所以我發現不管是什么朝代,改革派失敗根本還是制度問題。如果那個時候政治體制實行議會制度,比如王安石上臺的時候,司馬光作為反對派,監督他,是不是要好一點。司馬光上臺后,王安石作為反對黨監督他,那他們在推行改革的時候就不會這么大刀闊斧地,而是小心謹慎地做。你小心謹慎的改革可能就成功了。
中國的經驗表明:改革只能循序漸進。我是主張漸進式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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