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3.與新中國話劇同行
新中國成立以后，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日理萬機，但是，他更沒有忘記新時代的話劇藝術。可以說，周恩來是帶領話劇藝術一起不斷前進的。
最為突出的例證，就是在1952年，周恩來親自提議建立專業的話劇團體——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并且點名讓曹禺擔任院長，而且批準首都劇場的興建和交給北京人藝專門使用。一定意義上說，周恩來是北京人藝的奠基人和締造者。
1954年12月31日的夜晚，周恩來特意來到北京劇場，觀看曹禺解放以后寫的第一個話劇《明朗的天》，并且直接給予劇院工作以具體、細致又詳盡的指導。
演出結束以后，周總理高興地來到舞臺上，與演職員一一親切握手，合影留念。周總理站在舞臺中央，人們把他團團圍住，都想聽聽他的講話。
突然，周總理擺擺手說:“今天是除夕，你們誰有約會誰走，挨了罵我可不負責任！”一句話，引起人們的哄堂大笑。周總理也暢快地笑了起來。
由于來的人太多，站在后面的人很難聽清周總理的話。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我們都到觀眾休息室去吧！”于是，人們簇擁著周總理來到了觀眾休息室。
周總理揮著手，讓大家都坐下。
周總理坐下以后，滿臉帶笑地向身旁的曹禺說:“我看了你們的戲，總得了解一些情況，這個除夕也就沒有白過。怎么樣，大家談談吧？”
周總理的調查是詳細的、認真的，從演員比例，工資待遇，住房問題，以至劇院能否企業化等都作了詢問，并得到了一些回答。
最后，周總理向曹禺說:“你們劇院的問題，也要和今天現實的問題結合起來看。話劇演得太少。去年起好了一些，但還不夠。今年要搞話劇比賽，是不是？”曹禺答:“是，今年年底。”周總理繼續說:“那，在話劇比賽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我希望你的檢查報告就放出一點光彩來。”曹禺邊聽邊點著頭。周總理加重地說:“你是院長，你要能自我批評，也敢于批評別人，要起個帶頭作用。過去做得不夠，可以趕上的。我是兼外交部長的，自從1952年到現在，三年了，外交部要我去做報告，總是沒有空，官僚主義也很厲害了。后來下定決心去了一趟，報告就是三個鐘頭，批評了自己，也批評了別人，也談到了思想問題，就很有作用。你在劇院的時間，總比我在外交部的時間要多吧？”曹禺做了一個肯定的手勢。周總理提高了聲音:“報告還是可以做的。告訴我，我要來聽的。”
座談會結束以后，周總理走出休息室，來到院子里，又向曹禺說:“你們寫點東西給我好了。劇院院長、導演、演員、黨組織各個方面，寫個東西給我。把你們的問題寫給我嘛，10天，我等著。”周總理邊說邊伸出五個手指前后搖了搖，表示“10天”的意思。
一直到周總理走向自己的小汽車旁，仍然回過頭說:“老同學，今天就算是我將了你一軍吧！”
1962年2月17日，周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集了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開座談會，這個會是曹禺終生難以忘懷的。
在這個會上，周總理多次講到了曹禺。
“戲劇創作上，這幾年樹立了許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寫一個黨委書記，只能這樣寫，不能那樣寫，要他代表所有的黨委書記。這樣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了。這樣就一個階級只能有一個典型，別的典型不能出現，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個典型。這樣當批評家就很容易了，黨委領導文藝也太容易了，只要訂出幾十條就行了。京戲是程式化的，還有不少‘型’，黑頭中張飛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三郎。今天舞臺上的這些人物和過去又有不同，因為是經過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們的思想束縛起來了，于是作家們不敢寫了，帽子很多，寫得很少，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周總理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學創作中存在“新迷信”的問題，并且認為這是繁榮創作的最大障礙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個有勇氣的作家，是個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寫《膽劍篇》也很苦惱。他入了黨，應該更大膽，但反而更膽小了。謙虛是好事，但膽子變小了不好。入了黨應該對他有好處，要求嚴格一些，但寫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縛。把一個具體作家作為例子講一下有好處。所以舉曹禺同志為例，因為他是黨員，又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對他要求嚴格一些，說重了他也不怪我。過去和曹禺同志在重慶談問題的時候，他拘束少，現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這個錯、那個錯，沒有主見，沒有把握。這樣就寫不出好東西來。成見是不好的，意見要從實際出發，否則是謬見，是主觀主義。但要有主見，現在主見少了。《明朗的天》好像還活潑些。有人說它不深刻，但這是解放后不久寫的，寫在1953年。這個戲把帝國主義辦醫學院的反面東西揭露出來了，我看過幾次，每次都受感動。《膽劍篇》有它的好處，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沒有那樣感動。作者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造成的。”
周總理表面上批評了曹禺，實際上是以他為例，更深刻、更尖銳地剖析了危害極大的“新的迷信”。同時，周總理又極有人情味地囑咐說:“曹禺同志，今天我講了你，你身體也不好，不要緊張。”
周總理還說:“曹禺同志的《雷雨》寫于‘九一八’以后，那個時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民國時代。寫的是‘五四’前后的歷史背景，已經沒有辮子了。寫的是封建買辦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個時代，這個作品留下來了。這樣的戲，現在站得住，將來也站得住。有人問，為什么魯大海不領導工人革命？《日出》中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為什么不把小東西救出去？讓他說去吧，這意見是很可笑的，因為當時工人只有那樣的覺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樣的認識水平。這是合乎那個時代進步作家的認識水平的。那時還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帶有宣傳味道，成為藝術品的很少。我在重慶對曹禺說，我欣賞你的，就是因為你的劇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時代精神要廣義地來理解，問題在于作品站得住與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現了那個時代的生活側面，表現了作家當時的思想。兩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較差些。我是熱愛他作品的一個，推薦他作品的一個。”
周總理最后通過分析“時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現出對作家的關心、愛護和尊重。
曹禺事后這樣回憶道——
“總理對我的批評，我聽了心中熱乎乎的，我毫無緊張之感，覺得如釋重負。我的確變得膽小了，謹慎了。不是我沒有主見，是判斷不清楚。那時，我倒沒有挨過整，可是講的那些頭頭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對似的。現在，懂得那是‘左’傾思潮，但當時卻看不清楚。在創作中也感到苦惱，周圍好像有種見不到的墻，說不定又碰到什么。總理是說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來，從‘新的迷信’中解放出來。起碼我個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勵的。”
與這次紫光閣會議相隔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又在廣州召開了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周總理在會上說:“現在‘白專道路’這個口號很流行，這個口號大概不是我們提的。一個人只要在社會主義土壤上專心致志為社會主義服務，雖然政治上學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對社會主義，才是‘白’。”曹禺在廣州會議上進一步受到鼓舞和激勵。他說:“解放后，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是努力工作的。雖說組織上入了黨，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實際上也是背著的。這實在叫人抬不起頭來，透不過氣來。這個帽子壓得人怎么能暢所欲言地為社會主義而創作呢？那時，也是心有顧慮啊！不只是我，許多同志都是這樣，生怕弄不好，就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廣州會議一下子把人們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脫掉了，建國以后十三年，那種隱隱約約、時隱時現的怪影，終于在心頭消失了，怎么能不讓人由衷地感謝黨呢？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同時，曹禺還說出了在心中埋藏了許久的命題:“我以為，必須真知道了，才可以寫；必須深有所感，才可以寫。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卻必須花很大的勞動。我寫過一點東西，常寫不好。寫不好，可以列舉很多原因，但主要的還是因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應當說，曹禺這些掏心窩子的話，正是在周總理的推動之下，才敢于拿到桌面上來，才敢于針砭時弊的。
周總理在1961年再一次來北京人藝看《雷雨》。看戲以后，按照慣例走進休息室和演職員座談。這次，周總理特別批評了扮演周萍的演員于是之，說他的臺詞不夠清楚，自己在觀眾席里前后換了幾個位置，并征求了普通觀眾的意見，都說聽不大清。接下來，周總理又有些出人意料地把話題一轉，談到了演員的表演藝術——“一個演員在臺上，要‘目中無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著觀眾，但是心里要有觀眾。眼睛老看觀眾就忘了戲里的環境和人物關系；但是只顧著自己的‘真實’，心里忘了觀眾，聲音小的叫人聽不見，也就沒有了‘群眾觀點’。”請看，表演藝術要做到“目中無人，心中有人”，這是相當內行的精辟見解，只有經過長期舞臺實踐的人才能說得出口，實屬難能可貴。寫到這里，我突發奇想——如果周恩來不是做了出色的革命家，那么，他肯定也是一個出色的話劇表演藝術家。
4.動亂歲月里的最后關愛
在1966年“文革”初期，曹禺的日子是很難熬的。他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吃不進飯睡不著覺，常常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發呆，睜著兩只大眼睛，一熬就是一個夜晚。不知道為什么，他越來越感覺到，自己被“揪出來”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12月的一個深夜，北風呼嘯，天氣格外的冷。
鐵獅子3號院子里萬籟俱寂，曹禺的全家都已經入睡。在一陣急促、響亮又令人揪心的敲門聲以后，一隊“紅衛兵”破門而入闖到屋里來。曹禺從夢中驚醒，預感到大禍臨頭。“紅衛兵”呵斥著把曹禺從床上拖下來，在凜冽的寒風中，塞進了小汽車。在茫茫的黑夜里，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樂學院小禮堂。屋里不準開燈，所有的人一律靠墻席地而坐。次日清晨，天漸漸亮了起來。曹禺偷偷地側目一看，看到了彭真、劉仁等人，驚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此刻，周總理聽到了有關方面的報告，馬上趕到關押現場。周總理對“紅衛兵”的頭頭說:“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嘛。你們為什么把他抓來？趕快把他放回去！”于是，曹禺才又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場噩夢。
最后，還要再舉出一個難忘的例子。
1975年的秋天，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多年的張穎，突然來到曹禺的家里。張穎說:“前幾天，總理接見外賓，我見到了他。總理特意問:曹禺近來怎么樣？”曹禺聽到以后，一下子忍不住地熱淚盈眶了。張穎繼續說:“我匯報總理，曹禺的夫人方瑞去世了，他的心情和身體都不大好。總理沉默了好一會兒，說:‘你該去看看他才是，并請代表我和鄧大姐向他問好。請他多多保重。’”曹禺連連點頭，不停地說著“謝謝”。張穎還說:“曹禺同志，您要振作起來，好好保養身體，國家需要您作出貢獻。”第二天，張穎又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說:“這些同志都是中國的寶貝，得想個辦法讓他們出來。這樣，過幾天，你給安排一下，先讓曹禺出來接待一次外賓，亮亮相，看看社會反應再說。”接下來，張穎出面安排曹禺與正在中國訪問的日本話劇老藝術家千田是也見面，并且進行了公開的報道。從此，已經失蹤七年之久的曹禺又出來了。國外有的媒體這樣寫道:“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重新復活了！”（梁秉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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