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余秋雨昨日應邀做客新華報業集團舉辦文化講座，縱論傳媒的文化責任。出于對新華報業集團的信任，他吐露內心積郁已久的肺腑之言，稱他的一些學生由于被媒體的報道所困擾，荒廢了自己的藝術生命。同時，他也以一個批評家的姿態，批判了當前傳媒業所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現象。他說自己也曾經到過很美的城市，但由于當地的幾家媒體非常“囂張”，導致了他對整個城市的印象惡劣。他呼吁傳媒愛惜那些在“人際關系上非常弱”的文化名人。
優秀的創造者 被麻煩困住了
余秋雨認為，中國富裕后，精神領域的空虛成為最迫切的問題。在這種情勢下，文化沒有跟上。“文藝作品讓全世界都承認的幾乎沒有。我們的文化形象，國內外都承認的是姚明，當然還有郎朗。但文藝作品卻是缺席的。”
那么是不是缺人才？余教授斷言：不是，“我們到處都是人，但是優秀的創造者被各種各樣的麻煩困住了。被各種人事關系、某種體制、謠言、爭論、麻煩事，一下子困住了。”而且他認為，這絕大多數麻煩和傳媒有關，“如果海明威、貝多芬生活在這個時代，被很多緋聞困住，那也完全沒有辦法出來”。
兩個學生因爆料 而毀掉藝術生命
余教授曾經看過一篇報道，“女子當街用人工呼吸搶救另一個昏厥的女子，當街賣弄慈善”。看到這則消息，余教授大為驚訝，因為“善惡顛倒了，很好的事情被說成‘作秀’、‘賣弄’。”此外，還有爆料，“為什么爆料，因為他是文化名人。但媒體在爆料時，有沒有想過自己在轟毀一個人幾十年的努力，在轟毀一個藝術奇跡。”曾經有座很好的城市，“但報紙不好”，于是讓余教授產生了非常煩的印象。他對當地宣傳部門的領導說：“為什么你們的報紙那么囂張？連港臺明星的緋聞也要拿過來大大夸張”，在他印象中，這個美麗的城市變成了一座邪惡的城市。
他曾經當過6年戲劇學院的校長，并把每年的薪水都捐獻給貧困地區的學生。他看到自己的兩個學生，歷盡艱辛好不容易站到舞臺上，演了兩個戲，卻開始面臨各種各樣的緋聞爆料。一個從此不怎么再演戲，另一個從此的藝術就是為了回答誣陷，“要證明兩年前報紙說我的是錯的”。他活著的目標都變成了這一點。“這是多可惜的事情，他們本來有可能成為極其優秀的藝術家，但現在不可能了，因為心態不行，中國人本來就很在意別人怎么說自己。”他也在電視上看到作家吳淡如，本來很會說話的一個人，但說到關于自己的一個小小的問題，就完全說不清了。
親人把報紙 藏來藏去免受傷害
這其實也是余先生的切身感受，他開始“千禧之旅”時，報上開始出現對他歷史問題的負面報道。由于余秋雨夫人馬蘭的父親曾經被打成右派，所以老兩口非常緊張，以為“文革”又要來了，趕緊把報紙藏起來。而馬蘭也怕父母看到受不了，也在把報紙藏來藏去。
同樣的事情還曾發生在巴金身上。當造反派在“文革”期間針對巴金在報上發表批判文章時，巴金太太就緊張地藏起報紙，巴金又想看報紙，于是藏來藏去鬧了一上午。
當余教授吐露自己的困擾時，全場有些騷動，但余教授繼續說：“我出于對新華日報的信任，把我心里的話講一講。現在那些站在第一線進行文化創造的人，都是中國最善良的一群人。”他說，從《貝多芬傳記》中也可以看到，貝多芬“在抵擋傷害上弱得不得了”。所以，他呼吁傳媒愛惜這些文化名人，“創造者是少數，天才更是少數”。“吵吵鬧鬧的菜市場是永遠出不了文化巨星的”。文化人和藝術家永遠要保護，“因為他們的個人修養不是像我們所想象的那么健全，本來就是偏窄型人格，不太可能是人格典范”。
精彩對答
兩個小時的講座結束后，新華報人與余秋雨教授進行了坦率的交流。很多問題暗含機鋒，不過余教授可是來者不拒，一一解答。現摘錄其中的部分。
問：現在的新生代偶像如超女、快男來勢兇猛，而文化名人屢受質疑。社會的精神領袖也越來越少？
答：每個時代都需要自己的文化關注點。社會是立體的，它有低層次的存在，所以，低層次的偶像存在也是合理的。但對于高層次的文化關注，不要以偶像崇拜的方式來進行。如果高層的文化人變成偶像崇拜了，那么你可能變質了。
問：我既是您的粉絲，又是李宇春的粉絲，請問您如何解釋我的文化傾向？
答(哈哈笑)：要知道在人民大會堂給李宇春頒獎的就是余秋雨。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多元的，可以有多元的愛好和存在。我當時對李宇春說的是“你沒有改變音樂，也沒有改變音樂的表達方式，但你改變了一般民眾表達自己審美愛好的方式。”
問：網絡準入制門檻很低，可以隨意攻擊人，想說什么說什么。您對流媒體的傳播現象有何看法？
答：要微笑來面對，不要詛咒，不要生氣。流媒體一下子變大了，它浩浩蕩蕩像流水一樣很大。但人們終究會在那兒迷失，要尋找坐標。這個時候，大家對正常媒體的期盼更殷切了，人們在江湖里晃蕩的時間長了，也會尋找碼頭，希望我們的媒體就是碼頭。
問：《色，戒》看了嗎？如何看待李安？
答：沒看過，但看過電視里的片斷。李安是一位很有藝術感覺的華人藝術家，有一次臺灣女子評選最有魅力的男子，我很不好意思跟他一起評上了。對于李安的作品，要看他的藝術內核。他說，張愛玲的作品里有一種特別的光輝始終牽動著我的心，不是說李安突然對上海、對國民黨時期的特務產生了興趣，而是張愛玲的作品讓他有了藝術生發的可能。
問：西方媒體也存在色情泛濫、炒作緋聞等問題，您把幾乎現在所有的麻煩都歸結于“與傳媒有關”，是否簡單化了？
答：是，西方也有炒作緋聞的報紙，但很明確，就是小報，這個區別很明顯。西方也有一些充滿道義的大報。文化人優秀的成果是通過傳媒的力量來發現的。因為報紙，代表千百萬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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