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后記中提到“或許從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里能觸摸出這個年代城市的不輕易能觸摸到的脈搏吧”，小說寫完了，你覺得觸摸到了什么脈搏？
賈平凹：當一切似乎都呈現著盛世的景象時，還有另一種人生。
南都周刊：讀《高興》時，感覺劉高興不是個普通的農民。他讀過《紅樓夢》，還有吹簫的閑情逸致，遇事冷靜，自詡是“鳥中鳳凰，魚中鯨”，有點孤傲。
賈平凹：現在談新農民形象，一般總是指鄉鎮企業家，或某些帶領村民一起致富者等，這當然是新農民形象，但劉高興這樣的一種新農民形象，他們有文化，有智慧，只是生在鄉下而已，面對城市他們有想法，這些想法當然和農民慣有的一些落后的因素攪在一起，但他們已區別了傳統的我們已經習慣的那些農民的概念。
南都周刊：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五富。在塑造五富時，你是怎么考慮的？劉高興和五富，是否分別代表著新舊農民？
賈平凹：五富這個形象是傳統的我們習慣認知的那種農民。許多讀者對五富熟悉，認為寫得生動，其實不是我寫得生動，是讀者習慣了這種農民形象。
南都周刊：拾荒者劉高興愛上了高級妓女孟夷純，但是孟夷純正式出場卻是在小說的第二十七回了，姍姍來遲，無疾而終，這些是否意味著愛情對于農民工來說是一種奢侈？
賈平凹：可以這么理解。這本書不是寫愛情的，是寫劉高興、五富、黃八三四個男人的故事。孟夷純只是劉高興在城中的一個故事，是自然而然出現的。進城農民的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他們是人，但又無可奈何，這是個問題。孟夷純是妓女，農民工只能和妓女有些來往，而城市中的妓女又多是鄉下進城的少女。這些問題想想，就讓我覺得特悲涼。
南都周刊：小說中，有好些地方讓人讀著讀著就心情沉重了。比如五富死前躺病床上吃魚翅，吃著吃著便死了。你寫到這里時是什么心情？這樣的情節安排有什么特別寓意嗎？
賈平凹：當我(在采訪中)了解到這些細節時，心很涼很苦的。書名叫“高興”，其實怎么高興得起來呢？劉高興把名字改成了高興，我又在書上盡力寫出一種溫暖感，其實寄托了我的人生的蒼涼感。
南都周刊：但書中有多處描寫劉高興和他的拾破爛的朋友生活的愜意，比如一天下來賺了20元，便覺得今天賺夠了；用牙簽戳點豆腐乳放在嘴里也是一種精神享受。
賈平凹：越寫他們的愜意，越寫他們的快樂，我心里越沉重。你注意到了嗎，我在寫他們最苦難的時候，景色都寫得明亮和光鮮，尋找一種反差，而且控制著節奏，沉著氣。冬天里一切都瀕于死亡，但樹葉的色彩卻最鮮艷啊。要不動聲色地寫。
南都周刊：劉高興通過自己賣掉的一只腎不斷地臆想出自己與這個城市的親近，并宣揚“我活該要做西安人”。你覺得他能實現嗎？
賈平凹：劉高興曾認定(城里人)韋達的腎就是他賣的腎，但后來發現韋達換的是肝，他幾度失落，這里有一種暗示：劉高興是無法融入進這個城市的。劉高興能不能在城里繼續下去，我也無法說清楚，或許是這樣，或許是那樣吧。劉高興的命運，也就是農民工的命運，其實早已決定了的。
南都周刊：在后記里你很擔心“自己在作品里替這些破爛人在厭惡城市，仇恨城市”。為什么想保持中立？
賈平凹：我平日對城市生活這樣不滿那樣不滿，但我已離不開城市生活，每每想到這里，我也不知道我成了什么。我初到城里，也是各方面不自在，我的農民意識很濃，我在城中的幾十年也是擺脫農民身份的幾十年啊，我不能再像農民工那樣呀。當你從歷史的角度，從大局觀來看問題，那些農民觀念就會逐步消解。我現在是作家，寫東西當然不能站在農民的角度看這個城市這個社會了。這不是什么中立的姿態，政治家可以為某一階層說話，作家應透過這一層看人性的東西。當然，書中我對農民工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心，所以盡力去寫一種溫暖來。
《高興》比《秦腔》要好讀
南都周刊：《高興》是你的第十三部長篇，有人說《秦腔》反響平平，你通過新作《高興》重整旗鼓的決心很明顯，是這樣的嗎？
賈平凹：《秦腔》其實反響強烈，僅評論集就四十多萬字，且先后獲得過六項較重要的獎。但《秦腔》確實有人反映難讀，這是此書無情節人物多的緣故造成的。《秦腔》比較厚實，《高興》比較單一，算是小制作吧，但在情節簡單而人物又少的情況下我考驗我能不能寫得生動鮮活《高興》在寫法上比《秦腔》是好讀，一般人讀得容易。
南都周刊：書中共穿插了你的八幅畫，包括《抱魚者說》、《騎魚釣魚》、《自由與仇恨》等，這些畫與小說的內容有無呼應之意？
賈平凹：八幅畫其實與內容無關，是我將那時所畫的幾張畫隨便寄給出版社的，但這些畫確實是我在寫《高興》時畫的。我寫作之余喜歡畫畫，有許多想法文字無法表達了就畫畫，當然許多畫又表達不清了就再寫。
南都周刊：據說你的下一部作品將是關于文革的。
賈平凹：是啊，但還在醞釀中，還沒眉目，這得好好準備呀。
南都周刊：你在西安生活這么多年，就沒想過寫寫市民的生活？
賈平凹：其實是寫過的，但寫得不多，恐怕以后會寫的。
南都周刊：新當選陜西省作協主席，會不會影響你的寫作？
賈平凹：我的興趣永遠在寫作上。當省作協主席有其職務責任，但我想我不會荒蕪寫作的，如果放棄寫作，那還叫什么作協主席，那我也就不當了。
南都周刊：如今讀者對文學界非常不滿，批評作家缺乏社會責任感。
賈平凹：我覺得中國作家還是要關注社會，這是國情，也正是國家大變革時期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素材。西方國家發展相對穩定了，社會問題不是很多，作家自然關心人的問題，中國在大發展中，人的問題和社會問題攪在一起，所以要想關注到人的問題當然要寫社會問題，在中國的當下，缺乏對現實生活的熱情，純粹寫人本身的問題也寫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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