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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澄湖畔的“后方醫院”
《沙家浜》的故事是以18個傷病員到沙家浜鎮養傷開始的，那么，真實的歷史上確實有這樣的事嗎？
“江抗”主力西撤時，在東路陽澄湖畔的后方醫院滯留了一批治病養傷的指戰員。他們之中有“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江抗”五路(當時“江抗”部隊分為五路)參謀長夏光，“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黃烽，還有一些連排級干部及戰士等。
“江抗”后方醫院的前身是常熟“民抗”醫院，而“民抗”的全稱是“常熟人民抗日自衛隊”，是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裝。民抗司令任天石出身中醫世家，參加抗日武裝前一直以行醫為生。“江抗”東進后，原新四軍六團衛生隊與常熟民抗醫院合并成立了后方醫院，由原六團衛生隊隊長林震任院長，十幾名醫護人員多半是由上海地下黨輸送來的。
1957年，時任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的劉飛寫成長篇回憶錄《火種》，并將其中部分章節以《陽澄湖畔》為名發表，講到陽澄湖畔養傷的情景:
“……‘江抗’只得西撤繼續堅持抗日斗爭，在東路，留下了36個傷病員。
“當時，黨告訴我們36個同志說，留下我們，并不單單是因為身體條件不行，跟不上主力部隊頻繁的流動，留下我們，重要的是黨需要留下一把火種在東路！”
根據劉飛和其他同志的回憶，醫院最早是設在蘆葦蕩中大大小小的漁船上。臨近的西董家浜抗日群眾掩護著這批傷病員，通過醫護人員為他們送飯送菜，并與傷病員約法三章:不能生煙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
《陽澄湖畔》中這樣寫道:“秋天過去，蘆葦大部分被割掉，張家浜的鄉親們向縣委提出請求:要把傷病員接到村里去住，鄉親們拍著胸脯發誓:‘交給我們吧，只要我們活著，傷病員就不會損失一個！’”
一天傍晚，張家浜的鄉親們，把傷病員從小漁船上接下來，不顧生命危險，把他們分散安置在各家門前的稻草堆里。這一年秋收的時候，鄉親們在堆稻草垛時，都不約而同地在稻草堆中間，搭起一張寬敞的床鋪，準備幫助傷病員過冬。
行動不便的傷病員在村中目標是很大的。有一天，鬼子果然來襲擊了。聽到消息，張家浜的鄉親們扶著輕傷員，抬起重傷員，迅速轉移到湖邊，并用船把他們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當年后方醫院的醫護人員王嶙等，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回憶了當年在曹家浜遇險的經歷。1939年12月26日，日本鬼子突襲曹家浜，部分后方醫院的傷病員、醫護人員被圍其中。在鄉親們的掩護下，大部分同志脫險，而王嶙本人就是因為當地一位大嫂主動與她姑嫂相稱而騙過了敵人。
《沙家浜》中的沙奶奶是一個虛構的藝術典型。但當年的新四軍傷病員，確實是在陽澄湖畔的廣大鄉親們掩護下，才得以生存、康復的。
一部分同志傷已經好了，
可以先走。
走？上哪兒去？
我們找部隊去呀！
——《沙家浜》對白
傷病員們找部隊去了嗎？
《沙家浜》中的18名傷病員，在真實的歷史上其實是36名傷病員。
如前面所說，劉飛在回憶錄中就提到了傷病員一共有36名。
36名傷病員說法的依據，來自當年蘆葦蕩中的一次登記。據崔左夫同志1957年寫成的《血染著的姓名》一文記載，當年在蘆葦蕩中，有一天湖水猛漲，沖走了一位傷員，夏光就主持召開一次傷病員會議，進行姓名登記，并組織輕傷員出來放哨。這次登記共有36人，所以后來人們習慣上一直稱有36個傷病員。
因為戰爭年代部隊流動性很大，所以這第一份記錄在案的傷病員名單已經失傳了。前些年，通過老同志的回憶和相互引證，形成了陳列在“沙家浜連”連史館和“沙家浜革命歷史紀念館”里的36名傷病員名單。
那么，這36名傷病員歷史上的命運如何？他們后來找部隊去了嗎？
事實上，他們沒有去找部隊，他們是在黨的指示下，在當地堅持武裝斗爭，并以他們為核心，在江南東路地區形成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裝力量，即新“江抗”。這種富有傳奇色彩的斗爭歷史，甚至比《沙家浜》中反映的更為輝煌。
1939年10月下旬，葉飛率部渡江北上時，把原常熟“民抗”的政治部主任楊浩廬調出，讓他重返蘇常太地區，和留在那里的傷病員和地方黨重新組建部隊，堅持武裝斗爭。
11月6日，在中共東路特委代理書記張英的主持下，東路地方黨、江抗、民抗三方負責人在東唐附近的一個廟里召開了會議。到會人員除楊浩廬外，還有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常熟縣委書記李建模等，而新四軍傷病員中，職務最高的劉飛因傷勢嚴重需要去上海治療，就由傷勢較輕的夏光代表參加。
正如《沙家浜》戲詞中所說，留在東路的新四軍傷病員原本都想養好傷病重返主力部隊。楊浩廬傳達了陳毅、葉飛的指示后，大家明確了新的斗爭方向。會議決定成立“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即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楊浩廬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黃烽為副主任。同時，常熟民抗恢復活動，仍以任天石為司令。
新“江抗”成立后，首先組建了特務連，就是由36名傷病員為骨干組成的。以他們為火種，江南東路地區的抗日形勢又開始了新的燎原。
身強力壯跨戰馬，
馳騁江南把敵殺。
——《沙家浜》唱詞
新“江抗”是怎樣發展壯大的？
新“江抗”成立后，一方面與日偽軍展開斗爭，一方面聯合、吸納其他地方武裝共同抗戰。
夏光、楊浩廬等同志領導了最初的斗爭。當時在蘇常地區留有兩支已被“江抗”收編卻未及隨主力西移的地方武裝。一支是周嘉祿部，曾改編為“江抗”五路獨立大隊，另一支是殷玉如部，曾改編為“江抗”五路獨立二大隊。“江抗”主力西移后，周嘉祿、殷玉如埋藏槍支，疏散人員，停止了活動。夏光利用原任“江抗”五路參謀長的便利條件，找到他們反復做工作，說明“江抗”主力西移是執行任務，不久還要回來，鼓勵他們拉起人馬，重新參加新“江抗”，并派骨干到他們的隊伍中加強領導。
不僅如此，夏光還與其他一些地方武裝聯系，或收編、或聯合。
經過一段時間部隊的整合、發展，新“江抗”向日偽軍開火了。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橫涇附近的北橋伏擊了日偽軍下鄉搶糧的汽艇，擊毀敵汽艇一艘，然后，向陽澄湖畔的洋溝樓村轉移，準備與當地群眾共同聯歡度過春節。這是新“江抗”所屬特務連、獨立二大隊、民抗一連和省保四團三營一連的第一次集中行動。
2月8日清晨，日軍警備隊得到情報，偽裝成漁民襲擊新“江抗”。新“江抗”立刻組織還擊，雙方都憑借村落的房屋，從一個村落到另一個村落進行了激烈爭奪。戰斗打了整整一天，到黃昏時日軍才收兵撤走。
洋溝樓一役，不但挫敗了日軍的陰謀，也打出了新“江抗”的威名。周圍群眾紛紛相告:“江抗又回來了！”
新“江抗”真正的大發展，是從1940年4月譚震林被派到東路主持全面工作開始的。譚震林當時是新四軍第三支隊副司令員，是皖南抗日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譚震林到達東路地區后，同江南特委，常熟、蘇州兩縣委，江抗東路司令部，常熟民抗的領導人見了面，成立了新四軍東路軍政委員會并擔任書記，將江抗東路司令部更名為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并自任司令兼政委。譚震林明確指出要迅速打開東路抗戰的局面，而不是只滿足于常熟一地的工作，要求東路地區的黨組織亮出共產黨的旗號，大刀闊斧展開斗爭。
譚震林的到來，統一了東路黨組織的領導，整合了江南東路地區各種受黨影響的抗日武裝，吸引了許多農民參加隊伍，上海地下黨組織還輸送了大批工人、職員和學生入伍。到1941年3月，只經過不到一年時間，當新“江抗”整編為新四軍6師18旅的時候，部隊已經發展到4600多人。
在1940年11月譚震林同志發表于《大眾報》的《東路一年》一文中，他指出:“如果沒有夏光同志獨當一面的斗爭精神和機智靈活應付當時的環境，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順利的發展。”
1941年9月，日偽軍開始大規模“清鄉”，新四軍18旅根據新的形勢需要，北渡長江轉戰蘇中，新“江抗”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他們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
——《沙家浜》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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