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的童年非洲的經歷失敗的婚姻
成就了今天的多麗絲·萊辛——
有許多人猜測過今年的諾獎得主，但幾乎無人猜中會是英國的多麗絲·萊辛；諾獎“花落”88歲的多麗絲·萊辛，也惹來眾說紛紜。在該不該得獎這一點上，眾口難調，且讓我們先看看她曾經走過的路吧。正是她獨特的童年，非洲的經歷，失敗的婚姻，成就了今天爭議中的多麗絲·萊辛。
萊辛主要作品
《暴力的孩子們》五部曲──《瑪莎·奎斯特》(1952年)、《良緣》(1954年)、《風暴的余波》(1958年)、《被地圍住的》(1965年)以及《四門之城》(1969年)，以誠實而冷靜的筆觸記述了一名在非洲長大的白人青年婦女的人生求索。
《金色筆記》(1962年)通常被公認是萊辛的代表作。全書以名為“自由婦女”的第三人中篇故事為框架，分五個小節記敘兩位單身母親(安娜和莫莉)的生活和事業。各小節之間夾有一串“安娜的筆記集”。這些筆記片段以筆記本的顏色(黑、紅、黃、藍)命名，分別記錄著女作家安娜過去的非洲經歷、與政治生活相關的事件和體驗、一篇正在構思的小說和她當時的生活。最后一節“自由婦女”之前還嵌入一個獨立的“金色筆記”部分。該書引起廣泛的共鳴和女權主義者的關注。
她的感想———曾被告知不可能得“諾獎”
當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在全世界傳遍時，還差一周就滿88歲的老太太多麗絲·萊辛，正在倫敦家附近的小市場里閑逛。這位獨居的老太太———大兒子現在津巴布韋，小兒子在倫敦，女兒住在南非———回到那座兩層樓的紅磚房時，發現眾多記者已如綠色植物一般，團團圍住她家門口的臺階。
身著藍色長裙的多麗絲，就這么在臺階上就坐，開始了自己的“記者招待會”。萊辛曾在租來的公寓中度過了大部分成年時光，直到約20年前才擁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個人都說我應該有一些什么東西，可有了房子之后我卻將一半的時間花在擔心屋頂上的洞之類的事情上。”老來的她，棲于家里某一個角落，一個水池，一個輕便電爐，她可以“耗”上一整天———喝無數杯速溶咖啡，寫點小故事。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萊辛家里根本就沒有電話，因為她討厭被電話打擾。可這一天，萊辛在臺階上說話一出兩句，屋里電話就會響起。“真對不住，我還是去接一下吧，你們稍微等會兒，要是等得及，我還能給你們準備些熱茶和點心。”
獲獎對多麗絲不是驚喜。“我想我得獎的原因是因為我已經88歲了，他們總不能把獎給一個死人，所以就趁我還活著的時候，趕緊頒給我。我已經得過歐洲幾乎所有的文學獎項了，每一項都得過。我很高興我把它們都贏下來了，這是件讓人高興的事。不過似乎是很久以前，我的名字就曾被諾貝爾獎列入候選人名單，誰會一直關注呢？說實話，我已經把這事給忘了。”
在這一天到來之前，萊辛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及過“諾獎”：“這兒有些事情是你們所不知道的。當時我的瑞典出版商還在世，在瑞典的一個大型晚宴上，一個諾貝爾委員會的老家伙恰好坐在我的旁邊，他對我說‘你永遠也不會獲得諾貝爾獎，我們不喜歡你’。當時我什么也沒說，我從來也不知道他們為什么不喜歡我。”
她的成長———14歲輟學，偏好自學
今年年初，萊辛寫著一本叫《阿爾弗雷德和艾米莉》(譯名)的小說。“從去年11月開始的。我的想法是要譴責戰爭。我的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過得非常不好。父親應征參戰，結果很悲慘。我在想象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的父母所應該擁有的生活。”這是今年8月5日萊辛接受境外媒體采訪時談到的。
多麗絲·萊辛的父親，阿爾弗雷德·泰勒上尉，在一戰中失去了一條腿卻活了下來。因為對戰后的英格蘭感到失望，他在波斯(伊朗)皇家銀行中找到了一個工作，1919年多麗絲·萊辛出生在了這個國家。
1924年，萊辛全家回英國探親，讓這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大的“拐點”。對于父母緣何有這么個“拐點”，萊辛說“簡直就是一個笑話”：“他們在1924年去倫敦參觀了一個帝國展覽，看到了一個有關非洲南部津巴布韋(當時是津巴布韋獨立前，還被叫做羅得西亞)的巨大廣告，告訴你在那里5年內你會變得多么富有———其實都是些垃圾———可是他們就這樣去了津巴布韋從事農業。”
萊辛的大部分童年時光都是在那種“只有很少人類出現的地方”獨自度過的。她回憶那段日子，總是想起每個晚上在羅得西亞草原開闊的夜空下，“我的父親坐在他的椅子里，看著夜空和遠山，抽著煙，安靜的，在星星下面一個瘦弱，襤褸的形象。他說‘這會讓你想起，世界如此廣闊，我們自己真的完蛋了也不會影響到什么’。”
少年萊辛就讀于津巴布韋的索爾茲伯里一家女修道院學校，14歲時卻主動輟學回到了她父親的農場。從那時起，她開始自學：“我不得不這樣，那個學校一點兒也不好。我自己閱讀，當我對什么東西感興趣，就窮追到底。如果我遇到什么人知道什么事的話，我就會纏著他們把他們知道的東西都告訴我。我現在仍這樣。當時我就對語文和數學感興趣———這也影響我到現在。”她覺得自己和身邊一般的人存在著“一些可怕的差距”：“小孩兒14歲時就學會的東西，我卻非得到百科全書中去查找。我很慶幸沒有接受到文學、歷史和哲學的教育———那樣，我才沒被‘歐洲中心論’之類的觀點洗腦子———我認為那是歐洲所有的最大的問題。不過對于任何一個西方人來說，很難不將西方看作是上帝送給地球的禮物。”當時，從父親家鄉倫敦打包寄來的書籍給了她滋養，她廣泛閱讀狄更斯、史蒂文森、吉卜林等小說家的作品。
她的情感———兩次婚姻，兩次失敗
18歲時，萊辛回到了索爾茲伯里，做秘書、做電話接線員。她喝酒，參加舞會，變成了“白種殖民者社會”中的一員。一年后，萊辛嫁給了一名年輕的公務員。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兒和一個女孩兒。婚姻僅持續了四年———她后來稱之為“完全錯誤的婚姻”。但是，殖民生活和婚姻生活的平淡無味，卻使她越來越意識到了非洲的種族問題。“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公眾面前的形象就是，‘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女人，在她的整個一生中在政治上都非常積極，現在變成了一個神秘主義者。’”萊辛自己如此辯解：“首先，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候在政治上都并不積極。從我來到英國開始，我都一直在寫作。我社會的關注有，但目標是要‘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卻并不屬于它’。”
“當我投身政治并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時候，”她后來寫道，“那是因為他們是我所遇到的唯一的為了打破種族隔離而終身戰斗的人。”在當地的共產黨組織中，她遇到了一個德國的政治流亡者。他倆在1945年結婚并有了一個兒子。這是一個理智多于情感的結合，但仍然沒比她的第一段婚姻持續得更久。1949年，他們離婚，多麗絲·萊辛收拾起她的行李，帶著小兒子去了英格蘭———前兩個孩子，她都沒能拿到撫養權。
對于婚姻，萊辛說，“我想我在婚姻上真的沒有什么天賦，獨身的我要比婚姻中的我快樂得多。我現在可能是不適合結婚了。我不能想象一個婚姻對我來說有什么意義。”1949年，她離開丈夫搬到了倫敦，就在這一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野草在歌唱》，開始了自己的職業作家生涯。
盡管這部“處女作”在萊辛看來，“我不認為它不同于我的其他小說的任何地方”，卻讓她一舉成名。成名并沒有給她太多的安全感。1962年《金色筆記》出版后，她甚至收到不少來自精神病院的讀者來信。只不過，在她看來，這些人一點都不“瘋”，也沒有“病”。“人們經常體驗到他們害怕承認的東西，害怕被貼上‘精神失常’、‘有病’的標簽，這類體驗缺乏合適的邏輯分類。”萊辛最受好評的作品總被打上“女權主義”的烙印，但她自己卻說，“我對于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的偶像不感興趣。如果你是一個女人，而你會思考，你就會寫到這些東西，否則你就不是在寫你所生活的時代。”(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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