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瑞芳的新書《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里，有易中天這樣一句話：“直，爽，又好玩的馬瑞芳，是《百家講壇》里最有人緣的一個，所以她能寫這本書。”
教師節前夕，《解放周末》專訪桃李滿園、著作等身的山東大學教授馬瑞芳，品味她的“直，爽，又好玩”，傾聽她對人生的感悟與思考。
這一輩子被閑書“套牢”
在一次國際紅學會議上，一位紅學家引用王熙鳳的名言：“誰又是12個月生的？”然后振振有詞地說：就像太陽有日出日落，月亮有陰晴圓缺，哪個人不是母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
馬瑞芳站起來質疑說：“那可不盡然。為什么？因為我本人恰好是12個月出生的！”
1942年，馬瑞芳出生在山東青州一個回族名醫世家。祖父馬德甫是清代名醫。父親馬楚珍，既是名醫，又是無黨派愛國人士，建國前后為黨做了大量統戰工作。
沒料到，馬瑞芳這條小命卻差點丟在父親手里。
母親懷上她時，馬家不久前剛出生了一個孩子。父親斷然決定：中藥墮胎！
幾帖藥下去，尷尬的局面出現了：胎兒不肯退出已占據的陣地，但3個月卻不見長大。父親束手無策，只好將難題交給他的老爹。
“寒裹胎？怎么？”祖父診過兒脈，疑惑不已，“你用了虎狼藥？”
父親只好老實交代：孩子多，太累……話沒說完，被祖父“咄”地一聲喝住，“螻蟻尚有生的權利，怎能在兒女身上傷天害理！”祖父明確診斷是女孩后，立即開出暖胎藥。
9個月后，馬瑞芳呱呱落地。
“直到40歲后，我才有使用冰箱的榮幸。豈不知我自己還是生命雛形時，父親竟以他的醫術在母親體內為我建了個冷藏箱，將我冷凍了3個月！”馬瑞芳樂呵呵地說著。
馬瑞芳的母親讀過私塾，對閑書(當時對“小說”的通稱)手不釋卷。母親出嫁時，諸般嫁妝齊全后，曾外祖父又讓人專門制作一個大楸木書箱，分成兩格，將詩詞小說盡排其內。
馬瑞芳的母親恪信“唯有讀書高”，無論男女，孩子都要入學讀書。1948年，馬瑞芳上學了。亂鬧亂跑亂瞧之中，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馬瑞芳發現了益都縣圖書館：路邊3間門面，十幾個書架插滿“閑書”，還有個擺小人書的閱覽桌。馬瑞芳立即拖不動腳了。
從此，一到放學后，她就鉆進了縣圖書館。“那時看《白毛女》和《呂梁英雄傳》，感動得熱淚滾滾，哪能想到幾十年后有幸跟賀敬之、馬烽這些前輩隨意聊天？看小說《西游記》總將章首的詩詞忽略不看，哪兒想到幾十年后會給外國留學生剖析這些詩詞的含義？”回首年少時，馬瑞芳頗為感嘆。
1965年，馬瑞芳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母親把當年曾外祖父給她做的木書箱送給了女兒，裝了女兒的“閑書”。
“全家七兄妹，同走一條路上學，只有我一個人被縣圖書館的‘閑書’套牢，從此不能自拔，幾十年后自己居然也寫起了‘閑書’。”
學者最重要的品質是正直
大學畢業，馬瑞芳分配到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研究所搞宣傳。那時，一位名叫李志山的科研人員發明了一種止血粉，組織上派馬瑞芳前去采訪。她一出手，就是一篇《李志山勇攀科學高峰》的大文章。
此文發表后，被改寫成一篇內部參考資料，送到了黨中央。毛主席閱后作了批示。一時間，全國掀起學習勞模李志山的熱潮。年僅23歲的馬瑞芳出了名，立即被借調到衛生部。
當馬瑞芳嶄露頭角時，文革爆發，黑云壓頂。李志山被打倒，馬瑞芳被定性為黑筆桿子。批斗李志山時，年輕的馬瑞芳也被揪上了臺。
造反派大喝，“馬瑞芳，你編造假典型，欺騙偉大領袖毛主席，罪該萬死！”
馬瑞芳雖然年輕，但腦瓜好使，立刻蹦出一句話來，“毛主席英明偉大，洞察一切，誰敢說他受騙上當，誰就是反革命！”
造反派傻了眼，不知該怎么對付，只好讓馬瑞芳“自行安排工作”，批斗不了了之。
回到原單位，馬瑞芳得知原來的黨委書記王磊被打倒，造反派都直呼他“狗王磊”。當時氣氛陰沉，本來一個院子里相熟的人都不敢和他說話。
馬瑞芳不理這一套。
兩個人一碰面，馬瑞芳打趣說：“狗大爺，您來了！”王磊也幽默了一把：“狗侄女，你好啊！”旁若無人，談笑風生。
“他被打倒，我是黑筆桿子，半斤對八兩，我怕誰？”至今，提起這段經典的問候語，馬瑞芳還會笑得直不起腰來。
她深知，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里，知識分子之間的惺惺相惜，只有用這樣的黑色幽默，才能苦中作樂，等待光明。
文革中，馬瑞芳還聽到了山東大學老校長的遭遇。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成仿吾校長在山大學生眼中，比萬噸巨輪上小水兵眼中的艦長還神秘。師生們尊敬地稱呼他“成老”。
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會上，耿直倔強的老校長和沖鋒陷陣的小將發生了搏斗。小將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標語貼在成老胸前，被他一把扯掉；按他“低頭認罪”，他昂首挺胸；小將怒發沖冠，讀詩詞以壯聲威：“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能！”
被扭作“噴氣式”的成老，奮力抬頭，高聲斷喝：“那個字不念‘能’，那個字念‘羆’(Pí，編者按)!”
掌聲四起，旁觀的師生潸然淚下。
“兩次批斗中，他竟然都糾正了這個字的讀音。現在的人可能覺得很可笑，都把你打倒了，你還那么較真干嘛？但作為大學校長，他不能容忍學生念錯別字，哪怕在批斗自己時。這就是精神的閃光！”馬瑞芳回憶說。
從那時起，馬瑞芳開始關注知識分子的命運。文革一結束，馬瑞芳撰寫了一系列回憶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散文，文壇稱之為“教授散文”。
“他們正直、善良、鐵骨錚錚。”在如今忙于追名逐利的社會里，馬瑞芳筆下的知識分子幾乎是快滅絕的“珍稀動物”。
“在您看來，一位學者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記者問道。
“正直，不說假話！”馬瑞芳不假思索地回答。
說得不對，我就要拍案而起
“我老做一些不合時宜的事，就像市場上那些最不受歡迎的貨物，‘論堆賣’了。”馬瑞芳甩出一句自嘲，令人噴飯。
前輩的耿直影響了馬瑞芳，她習慣了直話直說，不吐不快。
有一回，有關部門來學校檢查。一位官員說，學校配給教師每人一臺手提電腦，這不合適，可以幾個人合用一臺嘛。
校領導不敢說什么，其他學科帶頭人也沒吭聲。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導馬瑞芳一個人站出來，當著這位官員的面說：“你講得不對！現在，手提電腦就像手機一樣，對每個老師來說都是必備的。說個笑話，要是我在共用的一臺手提電腦上寫了一篇文章，被其他的老師拿去發表了，這算誰的？”
頓時，語驚四座。那位官員說，那這就算了。
接著，又一個官員指出，一個老師配一臺打印機也沒必要，稿子寫完后到教研室去打印不行嗎？
這回還是沒人敢吭聲。
又是馬瑞芳站出來說話了：“這你講得又不對了。我離學校遠，坐車要半個小時，騎自行車要45分鐘，但這還算近的。其他老師有的一趟要走一個多小時。為了打印一篇文章，難道讓老師們來回花上3個小時嗎？”
話畢，官員再次折服。
散會后，老師們沖著馬瑞芳說，“馬老師，徹底服了，您膽兒真大啊！”馬瑞芳笑著說：“說得不對，我就要拍案而起。”
在面對一些關乎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問題上，馬瑞芳更是一點也不含糊。
改革開放之初，馬瑞芳在中文系帶一批外國留學生。那時候，談論到某些問題時還比較敏感。在課堂上，馬瑞芳經常會碰到一些給她出難題的學生。
有一回上課討論豬八戒的形象。有人認為他代表中國農民，有人認為他代表市民。這時，一個英國留學生站起來說：“馬老師，我認為豬八戒代表了中國的一些領導干部。”
馬瑞芳腦子一轉，反駁道：“你講得不對！你看過十里長街送總理嗎？大家眼含熱淚在冷風中送別人民的好總理，他才是中國領導干部的代表。”
這個留學生沒有吭聲。后來他在課間發出了一句感嘆，“馬老師，我不忍心反駁你，周恩來不僅屬于中國，他還屬于全世界！”
這個故事被馬瑞芳寫進了一篇散文，先在天津《散文》月刊發表，后來香港的報紙轉載時，題目改成了《周恩來屬于全世界》，在周總理逝世紀念日發表。
“一方面我要教給他們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我還要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那是對你的考驗，你如果不吭氣，他就會張牙舞爪。但是我迎著上，就能把你駁得體無完膚。這是一個學者在國家利益可能受損時應該采取的態度。”
老老實實承認我錯了，天塌不下來
上《百家講壇》時，易中天評價馬瑞芳：“交往多了，她給我提意見，我也給她提意見。她覺得對，就馬上接受。這就是爽！”
1980年，馬瑞芳開始研究蒲松齡。當時山大成立了蒲松齡研究室。研究室主任、馬瑞芳的老師袁世碩教授交給她一個任務———人民文學出版社約寫一本《蒲松齡評傳》。
“那時真用功，5年里做了上萬張卡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馬瑞芳發表了國內學界第一部《蒲松齡評傳》。當這本書受到學界泰斗程千帆和大散文家劉白羽的青睞時，馬瑞芳感到有點飄飄然了。
8年后，在《蒲松齡研究》雜志上，一篇題為《〈蒲松齡評傳〉指謬》的文章，毫不客氣地指出馬瑞芳著作中的錯誤。上來就是一二三四，這兒錯了，那兒錯了。
馬瑞芳剛看了個開頭，就上來一肚子火。但她再仔細看下去，咦，有道理，好幾個地方都說得很正確。馬瑞芳的頭上冒出了冷汗，她拿出了自己的書，把出錯的地方標出來，提醒自己改寫過來。
“老老實實地承認我錯了，天塌不下來！反而可能迎來自己學術研究的新陳代謝。”后來，馬瑞芳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找到了寫批評文章的楊海儒先生，當面感謝。
有人好奇，馬瑞芳研究了二十多年的蒲松齡和聊齋，個性會不會受到蒲松齡影響？
“非也！我一開始，越研究越喜歡他，后來越來越不喜歡他。”
“為什么？”
“我不喜歡蒲松齡身上的酸腐氣，老想不開。50年如一日就為了考取舉人功名，還模擬給皇帝寫了那么多奏表。他筆下那些美麗的愛情最后為了什么？還不是為了傳宗接代？”
馬瑞芳的個性與蒲松齡截然相反。
1992年，馬瑞芳隨著中國作協到新疆采風，此前她還在為自己卡在副教授“扶正”的事情上不高興。理由據說是因為“年輕”。自從聽到了維吾爾族朋友說的“副傷寒”的故事后，馬瑞芳豁然開朗。
這是“文革”后幽默的維族朋友編的一個故事———
一個維族人得了病，上醫院去看。醫生診斷他為“副傷寒”。診斷書一下，這個維族朋友火了：“我們嘛，革委會主任，副的；得了個傷寒病嘛，還是副的。把正傷寒，給寫上嘛！”
當時，負責接待馬瑞芳的一位糧油店經理叫艾買提，馬瑞芳開玩笑說：“艾買提，你這個糧油商店經理，當然也是個副的了？”
艾買提一愣，馬上開懷大笑，不僅不以為忤，反而親切異常，說：“一點不錯，我這個經理也是副的！”
聽到這句話，50歲的馬瑞芳突然悟到了什么。“灑脫一點，只管前行！管他什么正的副的、親的疏的！只要無愧于心就行!” 就是在新疆，馬瑞芳拿定了回校后的“大政方針”：做自己樂意做、能夠做的事。
回校以后，馬瑞芳立即著手撰寫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藍眼睛黑眼睛》。一年之后，40多萬字的小說問世，引起轟動，各地報紙爭相轉載，還獲得了全國優秀長篇小說大獎。
接著，馬瑞芳繼續一邊搞教學，一邊搞創作，每3年一部長篇小說，在1996年和1999年又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天眼》和《感受四季》。10年里，三部小說，三種視角，三種境界，150多萬字，百余位人物形象。手指，寫出了腱鞘炎；知天命之年，學會了用電腦。作品出來了，正教授職稱也自然而然評上了。
現在的馬瑞芳，是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兼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兼散文創作委員會主任、山東省人大常委等社會職務。
“好像很多事情，你越是不去刻意追求，它越是會來。”馬瑞芳爽朗大笑起來。
沒心沒肺，沒大沒小，成天偷著樂
從采訪開始，馬瑞芳總是會說著說著就笑起來，笑得一屋子陽光燦爛。
本以為這位耕耘四十多年，研究領域從《聊齋》跨越到《紅樓夢》，桃李滿園、著作等身的學者，一定是一位不茍言笑的老太太。但聽她對《百家講壇》其中幾位主講人的評點，詼諧幽默，妙趣橫生，讓人笑破肚皮。
《百家講壇》里，綽號滿天飛。“易大佬”易中天，“小妮子”于丹，“老笨”王立群，“老爺子”閻崇年……幾乎所有的“壇主”都逃不過馬瑞芳這張嘴。
于丹說，《百家講壇》的主講人之間關系這么融洽默契，很大程度因為有馬老師，她是大家的“性情樞紐”。“我們都學著她說著那不靠譜的話，叫著綽號，特開心。她一到北京，大家就嗷嗷叫要聚會請客。”
脫下了學者的職業裝，說出了學者的真性情，馬瑞芳將教授們的內心、為人、生活一起亮了出來。
“易中天的個性，更接近在新疆獨子山山坡上，拖著像易陽陽(易中天的愛犬，編者按)一樣漂亮長尾巴的旱獺，在藍天白云下，在茵茵綠草上，自由自在，跑來跑去。”
“于丹，蒲松齡筆下那些最優美的女性———聰慧美麗，處變不驚，與人為善，口才出眾的狐貍精。”
“王立群，一個賬目永遠扯羅不清的賬房先生，一個艱苦奮斗的典型。”
……
《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出來后，易中天一個電話打來：“姐啊，這張魔鬼的床真是好看！”
“我就是個沒心沒肺，成天偷著樂的人。”馬瑞芳笑呵呵說。
女兒留學，馬瑞芳送行，一路嘻嘻哈哈。到了機場，一聲“再見”，大手一揮，馬瑞芳就這么把女兒送走了。
女兒到了荷蘭抱怨說，“媽媽真不像話，和我一塊來的一個同學的婆婆都哭得一塌糊涂，你還是我親媽媽哩。”
馬瑞芳揶揄道：“你到歐洲留學是去奔錦繡前程了，狗笨(馬瑞芳家的寵物狗)丟了就成流浪狗了。”
在家，兒女直呼她“胖媽”，孫子喊她“奶胖”，沒大沒小。
今年8月15日的上海書展前夕，女兒在臨行前問馬瑞芳，“胖媽，要是你的書沒人買怎么辦？”馬瑞芳笑嘻嘻說，“那我就夾著我的胖尾巴灰溜溜地回來呀！”
“沒想到上海的讀者這么友好。”書展上，僅簽售一小時，馬瑞芳的手腕就抬不起來了。
馬瑞芳到深圳去講課，上完課就跑到音像城。一到那，挑了一大筐正版碟片，《福爾摩斯偵探案》、《克里斯蒂斷案》、美國的《24小時》……前一陣子網上熱播《越獄》，馬瑞芳也跟著兒子擠一塊看，每天盯著問，“下載了沒有？下載了沒有？”國產電視連續劇里，她最喜歡看《亮劍》，“我覺得日子就要這么過！”
每逢長假，有人找上門請馬瑞芳講課。馬瑞芳說：“不去。第一，我不缺錢；第二，我缺時間。”
“一個人需要多少錢？又能花掉多少錢？”馬瑞芳和她家“領導”，一位是古代文學博導，一位是現當代文學博導，一頓飯，幾張薄餅，夾著韭菜，就這么吃。
“那您都把時間花在哪兒？”
“我寧可拿來看偵探小說。”老太太眼睛眨巴眨巴，頑童一般調皮，“這多好玩。要我去講那重復了幾百遍的話，還不如去看我喜歡的小說和電影。”
辛勤耕耘四十年，今年65歲的馬瑞芳準備卸甲歸田。
“我哪兒也不想留。趁著自己還能爬得動，我要到處玩玩。”
真是一個“直，爽，又好玩”的馬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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