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23日電 最新一期香港《亞洲周刊》刊文《易中天在香港品人論史》報道易中天的講史觀，易中天稱，香港有個“游蕩罪”，自己和于丹以身試法冒著游蕩罪的風險在一座橋上走來走去。過去的問題是，民間的傳承和學院的傳承，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說風馬牛不相及，當中缺少一座橋梁、一個中介，而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的貢獻，就是搭建了這樣一個可以讓兩種傳承方式相互對接的平臺。
如下是該文內容摘要：
陪易中天在香港灣仔一家餐廳用餐，有一對中年夫妻上前來，男士用生硬的中文問：“請問，你是易中天先生嗎？”“是啊。”易中天點點頭，他心里還以為是大陸來香港旅游的觀光客。“唉呀，你的《品三國》講得好啊。”那女的急匆匆說。見這對夫妻說話時的中文有些生硬，易中天就問：“你是香港人，還是從內地來的？”“我們是正宗香港人。”“你們怎么能看到我的節目呢？”“中央四臺播的，昨天還在播你的節目。”于是，這對夫妻興奮地用手機與易中天合影。
易中天從香港去澳門，在澳門過海關的時候，海關關員一見他就說：“歡迎你來到澳門，我看過你的節目，太喜歡了。”在中國大陸已成為“明星學者”的易中天，其影響力在港澳也能感受到。在銅鑼灣一家二樓書店，易中天新書海報，竟然比剛剛在全球首發的《哈利•波特》終結篇的海報還要大一倍。走進香港會展中心，書展通道走廊懸掛的宣傳海報，最顯眼的就是易中天、于丹和莫言的，易中天那海報上，醒目的四個大字“學術超男”。當有人問他對此的感覺時，易中天重重嘆道：“我連反對的興趣都沒有了。”
對自己在香港有如此知名度，如此受讀者歡迎，易中天自稱“多少有點意外”。他說：“廣州人是不看中央電視臺的。不看的原因主要是語言障礙。由此推論，香港人也不看。香港人聽粵語聽慣了，覺得聽普通話沒意思，品不出那個味道。你用普通話說事，北京人聽了哈哈笑，廣東人覺得沒什么好笑。我去看粵劇，全場哈哈笑，我也覺得沒什么好笑。沒想到香港、澳門還有那么多人喜歡看我的節目，我當然很高興。”
易中天接著說：“我可以坦率地說，我本來就是南北通吃的，唯一憂慮的就是粵語地區，這塊地方我可能沒辦法。當然，在廣州地區，我的書也賣得好，文字閱讀和語音不一樣，文字閱讀沒有障礙。一般作者主講，在北方受歡迎，不一定在南方受歡迎，在南方受歡迎，就不一定在北方受歡迎，南北通吃的很少。因此，我一直以為粵港澳地區會有問題。在香港有那么多人喜歡我的節目，是我沒想到的，我非常高興。”
在今次香港書展期間，易中天除了與于丹有一場對談外，他還有一場專場演講。講題是“品古人品名人”，副題是“我們怎樣看歷史”。他在演講中，以諸葛亮這個既是古人，又是名人的人做案例分析，闡述今人怎樣看待歷史。他認為，歷史有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民間形象。作為研究者，不應該允許自己喜歡哪個人物，要盡量客觀。
他說：“整個《品三國》節目要傳達的是這么一個觀念，即不要像很多網友那樣，非要站在哪個立場上。節目播出后，我發現很多網友是有立場的，曹操立場的就要罵諸葛亮。其實，他們都是我們的古人，都是我們的歷史，都是那個時代的英雄，只是各有特色。我要做的工作是把他們各自不同的特點挖掘出來，學習他們身上的優秀的東西，汲取他們身上的各自的教訓。這是我的基本觀念。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人。一個人再好，也會有人性固有的缺點，一個再壞再惡的人，內心深處也會有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或者說有值得同情的一面。有些文人看不懂，總是認為我在給古人名人刻意做翻案文章，我抱著無限的同情去閱讀那些批評文章。這是受了傳統歷史觀對他們的毒害，總要分善惡、忠奸。”
易中天研究歷史和歷史人物，盡量不帶自己的好惡與立場。他說：“要設身處地替人想，每個人物，你都要站在他的立場替他想，多一分同情和理解，以前之所以有那么多誤解，好像我是曹操集團的。其實，我是順著秩序往下講的，現在還沒有播出的，有六集講諸葛亮，六集講孫權，還有四集作總結。現在有曹操集團的人開始罵我，說我叛變了，要說諸葛亮的好話了。其實我自始至終是一個態度，對所有的這些歷史人物，都要抱有理解之同情。我在講曹操的時候，觀眾就說我這個人就是曹操。可能我在講諸葛亮的時候，講孫權的時候，觀眾又會說我這個人就是諸葛亮，就是孫權了。”
易中天早年寫過一本書《帝國的惆悵》，書中講了明朝權臣嚴嵩。他是公認的大奸臣，干了很多壞事，但易中天覺得他很可憐，寄予同情。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為了拍皇帝的馬屁，竟充當皇帝實驗室的小白鼠。皇帝喜歡煉丹，煉那長生不老藥，丹煉成了，是不是有問題需要人試驗，嚴嵩去試驗，先吃一粒，而后寫實驗報告，人們說他是奸臣，易中天卻說是忠臣，最后被皇帝說拋棄就拋棄，完全是冤案。易中天說：“難道他沒有值得人同情之處嗎？這樣的眼光看歷史難道不對嗎？非要提到某個奸臣時，咬牙切齒，義憤填膺，表現出你的道德感。我看，很多人是在做道德秀。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對歷史人物的真實了解，原原本本告訴我的觀眾和讀者，告訴他們世界沒有那么簡單，人性也是復雜的。”
在香港書展的各個場合，人們總是會問易中天，為什么他講歷史與別人不一樣，能贏得那么多觀眾和讀者。他自稱犯了“游蕩罪”。他說：“香港有個游蕩罪，我和于丹以身試法，冒著游蕩罪的風險在一座橋上走來走去。長期來，歷史的傳承，民間用民間的方式在傳承，學院用學院的方式在傳承。過去的問題是，民間的傳承和學院的傳承，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說風馬牛不相及，當中缺少一座橋梁、一個中介，而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的貢獻，就是搭建了這樣一個可以讓兩種傳承方式相互對接的平臺。平臺搭建了后，需要有人在中間走來走去。我和于丹不過是不怕犯游蕩罪而走來走去的人而已，如果說我們引起了什么反響，用傳媒的話說，引起了風暴之類的話，那就是讓歷史從大眾走向書齋，從書齋走向大眾，大家發現原來還有這樣的路可以走。”
看到香港有這么多人熱情高漲地來書展買書看書，他很高興，說“讀書是一件好事，讀書的人多，更是一件好事”。他認為，全民閱讀，先要讓大家愛讀書。一位女記者問他怎么能讓大家愛讀書呢？他反問：“我問你，你怎么能做到讓一個男人愛上你？可愛的人才被愛。如果一個人是可愛的，就肯定會被人愛上，擋都擋不住。不是有不少網民說，嫁人要嫁易中天嘛。要讓大家愛上一個人，就是要讓這個人可愛。如果要讓全民愛上讀書，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書要可愛。你板著一張教師爺的臉，開口就訓人，寫的書誰都看不懂。出來的書沒人讀，活該；賣不掉，活該。除了個別的出于科學研究必須出版的供少數專業人士讀的書以外，我主張大量的作品應該推向市場，由市場來檢驗。”
香港書展的活動結束之后，八月上海書展也請他和于丹去對談。接著他會好好休息一段日子，看看書，還有一些文債要還，而后沒有什么計劃。他說：“我不說什么‘封筆’、‘封口’之類的話。到時再看靈感。我做事情的特點是決策靠靈感，執行靠計劃，一旦決定要做這事情，計劃性就非常強。我到一個地方，是要求接待方打出單子的，幾點幾分干什么。但是，決定做什么，不做什么，我是靠靈感的。”(江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