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賀曉明(賀龍元帥之女)
黨中央派人專程會晤時任北伐軍二十軍軍長的父親賀龍時，把黨中央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的計劃透露給他，試探他的意見。父親當場表示擁護，并表態(tài)說：“南昌暴動無論成功與失敗，我都干。”
與此同時，汪精衛(wèi)命令賀龍和葉挺上廬山“參加軍事會議”，準備解除他們的兵權。父親識破了他們的詭計，與葉挺、葉劍英密商后決定不上廬山，移師南昌。
起義前三天，周恩來來到二十軍，正式通知賀龍，黨中央已決定舉行武裝起義，征求他的意見。賀龍當即向周恩來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來代表前委，委任賀龍為起義軍總指揮，與劉伯承一起擬定起義計劃。
經過緊張周密的準備，1927年8月1日零時整，在黨的前委和周恩來的領導下，父親、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北伐軍3萬多人武裝起義，勇敢地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開始了！
按照原來的計劃，起義本是在拂曉前才行動的，由于父親的一個敗類部下名叫趙福生的晚上向敵人告了密，起義時間提前了。入夜，父親命令負責封鎖道路、斷絕交通的部隊進入戰(zhàn)斗狀態(tài)，他們頸上系著紅布帶，左臂系著紅毛巾，馬燈、電筒上貼著紅十字，口號是“山河統(tǒng)一”。
父親和劉伯承在總指揮部指揮作戰(zhàn)。第二十軍第一師的兩個團圍攻舊藩臺衙門里的敵第五路軍總指揮部。守敵警備團是朱培德從云南起家的精銳部隊，事先獲得了那個叛變的副營長的密告，作了應戰(zhàn)準備。戰(zhàn)斗一打響，敵人就集中火力封鎖鼓樓，切斷了起義軍攻擊部隊的必經之路，戰(zhàn)斗異常激烈。父親的指揮部和敵人隔街相望，距離不到200米。父親、劉伯承在石階上指揮作戰(zhàn)。流彈不時從他們頭上呼嘯而過，他們從容不迫，指揮若定。
經過4個小時的激戰(zhàn)，朱培德和程潛部駐在南昌的3000多人，拂曉前被起義軍全部殲滅。起義后，革命軍整編隊伍，父親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兼代總指揮，同時被選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與宋慶齡、譚平山同任主席團主席。
“當連指導員我也干！”
陳丹淮(陳毅元帥之子)
我的父親陳毅和其他幾位老帥的情況有所不同，他沒來得及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卻在8月10日追上了南昌起義的部隊，溶入了光榮的南昌起義隊伍。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fā)動了反革命事變，屠刀揮向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5月，父親陳毅擔任了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共產黨黨委書記。武漢軍校的前身就是廣州黃埔軍校，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一直是共產黨工作很活躍的地方。當時武漢軍校中的共產黨員很多，如惲代英、徐向前等。多數(shù)黨員的身份是隱蔽的，父親的公開身份是準尉文書。父親在武漢軍校時工作很積極、很活躍，又是與國民黨右派辯論，宣傳鼓動國民革命軍的士氣，又是吸收革命青年加入共產黨。在軍校擔任秘書的國民黨文人陶希圣就對父親說：“共產黨真正的領導人是站在幕后的，我看你就是。”7月，軍校改編成張發(fā)奎第二方面軍的教導團，父親就成了教導團的黨委書記。
8月2日教導團隨第二方面軍東征討蔣，從武漢順長江東下，8月4日到了九江，南昌起義的消息才傳過來，張發(fā)奎卻打出了與共產黨分手的旗子，他知道教導團里共產黨員最多，就利用渡船分散之際，將教導團徒手集合，公開宣布“分共”，愿意跟葉賀的，他“禮送”出境，愿意留下來的，跟他去廣州。
當天晚上，父親陳毅召集共產黨干部開了個緊急會議，決定身份已暴露的黨員立即撤離，一是分散趕赴南昌，參加我們共產黨自己的隊伍，一是回家鄉(xiāng)搞農民運動，準備武裝起義；沒有暴露身份的黨員，組織新的黨支部，隱蔽下來，堅持斗爭。后來這批人隨教導團到達廣州，參加了廣州起義。
父親的共產黨員身份已暴露，他安排好教導團的工作后，就連夜趕去南昌。8月6日到了南昌，才發(fā)現(xiàn)葉部已南下撤離。而張發(fā)奎則進了南昌，父親和同行的特務連又向南追去，經過種種坎坷，8月10日父親才終于追上了南昌起義軍。周恩來分配父親擔任葉挺的十一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的團指導員(相當于黨代表)，周恩來說：“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父親真誠地說：“什么小？不小！當連指導員我也干，只要拿起武裝我就干。”從此父親陳毅開始了他的革命軍事征程，他從一個學生變成了一個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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