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話劇誕辰百年，這使人又回憶起她青春時期的崢嶸歲月。早期人們是從改良和變革社會出發注意到西洋戲劇的。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文明戲走向了墮落。“五四”時期話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主要戰場。曾有人建議選定西洋“三百種戲劇”以代替傳統的中國戲曲，認為“將來的戲劇，是批判社會的戲劇，要用戲劇來革除社會的一切弊病。”而上海演員合作演出蕭伯納《華倫夫人的職業》的失敗，證明全盤照搬西洋話劇是行不通的，因為它對當時的中國社會迫切需要解決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現實相距太遠了。
1934年曹禺的《雷雨》問世，標志著中國話劇的成熟。在劇本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的話劇演出大半是翻譯式改編的外國劇本。抗戰八年在重慶編演了170多個大戲，70多個獨幕劇，外國戲的比重已經大大縮小了。
戲劇存在的根本條件是觀眾。話劇深得年輕人的喜愛，一時在全國各地，包括解放區、淪陷區的話劇演出有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八年抗戰像是一座大熔爐，廣大的中國戲劇工作者，忍受著種種苦難艱險，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情緒高漲。上海在左翼劇聯領導下，成為全國話劇的中心。1937年盧溝橋炮火燃起，上海話劇界很快演出了大型報告劇《保衛盧溝橋》，同時還組織了十個救亡演劇隊分赴內地宣傳演出。此時，張瑞芳和崔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在北平學生中引起了巨大反響。隨后張瑞芳參加了北平學生戰地移動劇團，開始走上革命的專業文藝道路，她的經歷是當時廣大戲劇工作者的縮影。
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同志常駐重慶，他總攬全局，對話劇運動的推進起到關鍵作用。當時還有一個特點，除郭沫若的《屈原》、陽翰笙的《天國春秋》等代表時代強音的劇目外，還演出了像曹禺的《北京人》、《家》，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芳草天涯》、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等顯示人文主義追求的戲。由于當時大量的優秀戲劇家云集重慶，吸引培養了許多新生力量，擴大了隊伍。1942年時有中藝、中術、中電、中萬、中青五個大的劇團，另外還有若干個半職業性劇團。話劇當時在重慶成為最受歡迎的劇種。
解放以后，各省市大都建立了話劇團，演出一大批反映工農兵生活的劇目，擴大了話劇與工農兵觀眾的聯系，出現了《戰斗里成長》、《龍須溝》、《霓虹燈下的哨兵》、《蔡文姬》等一些好戲。特別是1958年老舍先生創作出了《茶館》，在國內外演出時引起轟動，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的一座高峰。這在當時重政治、輕藝術的“左”傾思潮壓力下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在十年浩劫中，幾乎看不到真正的話劇了。“文革”后到上世紀80年代初，話劇出現了大地回春的局面。小劇場的問世令人耳目一新。黃佐臨介紹了布萊希特，西方戲劇中的一些表現手法也被不斷引入……然而，隨著某些人對現實傳統的否定，認為文革前的現實主義是假現實主義，“本世紀初至50年代中期我國的戲劇發展進程并未歸入世界戲劇現代化的總體潮流”。把話劇視為少數精英文化，這就斬斷了話劇和現實生活的聯系，使觀眾大量流失。少數導演變成了主宰一切的上帝，把舞臺技藝的創新視為唯一的目的。完全忽略了如何在劇場內連接公共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里如何建立公共性的任務。一些實驗性的演出，忽生忽滅，這和希臘悲劇、莎士比亞等傳統經典，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中國話劇自誕生之日起一直充當“時代的尖兵”。最近黨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號召，要克服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這正是話劇工作者大有可為的時機。只要我們把目光轉向現實，轉向大眾，定會迎來話劇繁榮的新局面。(鄭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