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是瑞士著名心理學家和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1909年，佛洛伊德把他定為精神分析運動的法定繼承人。相比因為研究“性”而大名鼎鼎的佛洛伊德，榮格在大多數中國人眼里肯定只是個“非著名”級別的“名人”，不過他有一句名言卻家喻戶曉，那就是“性格決定命運”。為什么國人對他的眾多研究成果沒有什么興趣，卻對這樣一句看似武斷的結論情有獨鐘呢？或許這句話格外符合中國國情，尤其是若將這句話中的“命運”換成“財運”，就更讓人覺得接近真理了。
每逢年末，各行各業都會忍不住弄出各種各樣的排行榜，其中財富排行榜格外引人關注。排行榜中的富豪們就像猴子，站在地上時看不出有什么不順眼的地方，一旦被趕上了樹，紅屁股便格外刺眼。年復一年，說不清有多少富豪成名之日就成了倒霉之時，隨便被調查一下，離監獄大門就不遠了。唐萬新倒下了，周正毅倒下了，顧雛軍也倒下了，那些非著名的富翁就不計其數了。于是關于民營企業家原罪的問題也就成為經久不衰的熱點話題，一晃幾年討論下來，依舊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不過這種討論反映出社會的進步，放在以前“赦”與“不赦”，官方一個文件就統一思想了，何須布衣們咸吃蘿卜淡操心。
據第四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顯示，77.4%的私營企業主來源于工人、農民供銷員、軍人、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17.4%從個體工商戶脫胎而來。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中國民企富翁們大多數是草根出身，他們在事業起步之初各種“資源”想必是十分匱乏的。中國十幾億草根階層，在如此擁擠不堪的致富道路上他們能在短短一、二十年里脫穎而出，可想而知，闖紅燈是免不了的。從向銀行貸款取得原始起動資金，到投標找項目，到躲避偏高的稅費……熟悉國情的人都可以推斷出來，一個循規蹈矩的草根創業者，他要想在權力對財富的產生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環境下獲得成功，概率必然很小。
有人將與“權貴”型民企相對應的某些草根民企稱為“地痞型”民企。這些“地痞型”民企是在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選擇在制度之外“抄近路”闖出了一條路，正是由于他們具有這種痞氣，才沒有因為先天資源不足而被淘汰，畸形地發展壯大起來。
中國歷史上每次社會轉型期都會出現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和大多數老百姓和中間階層人士不一樣，他們具有“痞氣”，敢于犯規甚至犯罪去突破體制束縛謀取自己的個人利益。對于他們的成功，社會往往處于兩難之中。從內心講，大家都能接受的成功者最好具有高尚的人格，起碼遵紀守法。可是在中國社會中，中庸思想始終是國民難以徹底拋棄的習慣思維模式。要攪動一池死水，在開始階段，這些具有“痞氣”的變革參與者往往起到了有生力量的作用，是天然活性因子。客觀上，他們的參與促進了變革的發展推進。
等到大多數人的思想已經轉變過來，適應了新形勢，變革也就走上了正軌。這些人身上的“痞氣”不再是積極因素，而是破壞秩序的毒素，怎樣處理就此成了難題。“行大事不拘小節”是國人普遍認可的處事態度，那么看在客觀上他們曾經有過積極貢獻，所謂原罪一筆購銷當然是可以的。不過同樣從大局觀出發，犧牲小部分人的利益，追究其可以理解不可原諒的原罪同樣是符合國人思維方式的，因為懲治他們可以震懾以后試圖“胡來”的人。
性格決定命運。就個人的角度看，此話無可厚非。但在一個社會里，具有敢于突破法律、制度約束的“勇敢”性格才能獲得好的命運，實在是不太正常的。曾經看過一部電影，其中有一個劇情：秦始皇出征時，某次在營帳里思考對策睡著了。營帳外的侍衛看到了怕他著涼，就進去幫他蓋披風。秦始皇驚醒后，當即斬了這個“活泛”的侍衛。理由是他的職責是在帳外守衛，進帳蓋披風就是擅自脫崗，按律當斬……秦始皇的為人一向不為國人認同，不過他這樣做倒是頗有大局觀念。
一個社會，具有怎樣性格的人才能生出好的命運？這是對這個社會是否具有持久發展能力的檢驗。原罪的討論就歷史而言只是短期性的，成功型性格的問題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才是深遠的。(作者：朱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