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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2月3日,經濟學家茅于軾的博客中發表了 《鐵路春運不漲價的社會成本》一文,鮮明地提出希望鐵路春運票價上漲,并認為正是由于不漲價政策,導致“黃牛黨活躍”、“服務質量下降”等一系列問題,而“按照經濟規律漲一點票價”后,上述問題基本上不會發生。(2月5日《每日經濟新聞》)

　　茅先生再成輿論糾結的焦點,他的鐵路春運漲價論又一次點燃了民眾的激憤。一些網友用不太友好的粗糙之詞回敬車票漲價論,可作佐證。應該說,如果拋棄成見,保持溫婉的理性,就應該意識到茅氏的一些觀點是合乎邏輯的,因此有些時候是能夠自圓其說的。

　　比如,他稱車票成了稀缺商品,給倒票創造了條件,就會導致春運期間造假、倒賣車票非常猖獗。基于現實體驗,這是實情。而且,茅氏并未回避他的立腳點是線形思維,即只是從經濟角度出發——“這純粹是從經濟效率考慮,漲票價對低收入的農民工是很不利的。但事實上不存在既能有效率又平等的票價。”因此,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斥責和辱罵,對茅氏也是不公。

　　既然如此,公眾,特別是草根對茅氏的觀點為何腹懷嫉恨?原因并不復雜,主要出于三點原因。一是沉重生活的幾多艱辛,已經使這些群體深懷強烈的被剝奪感,車票漲價有火中取栗、雪上加霜之嫌。二是鐵道部門本身兼具壟斷特質,其傲慢習氣深為公眾腹誹,經濟學家豈可“為虎作倀”?三是一些經濟學家多是單向度看待事物,看不見公眾的焦慮,多是一味迷戀僵硬的教條主義,或是沉湎于冷酷的市場法則,而忽略了民生多艱和一些弱勢群體的慘淡景況。

　　因此,經濟學家不能自說自話,固執地迷信那些貌似美妙的市場規則,否則只能遭遇公眾的白眼和不理解。當然,普通民眾,以及一些草根也不能不自我審思,不能一碰到讓自己不爽的觀點就破口大罵,一看到有的精英發表過于工具理性的觀點就忿忿不平,關閉和解之門。

　　日前,有論者感言,在過去兩年中,精英與草根的對立成為最顯著的社會景觀。在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機制下,民眾與精英的決裂非常正常。這些判斷頗有洞見。對立與決裂絕非好事,最終只會加劇兩者對抗。兩者要尋求和解之道,就必須找出契合點。茅先生當然有權利發表言論,哪怕該言論荒誕不經。

　　最為關鍵的是,精英們應保持足夠的獨立性,不能被“豢養”——一方面成為利益集團代言人,一方面卻標榜獨立思考、自由思想。而民眾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耐心,不能動輒付諸暴力,哪怕是語言暴力也不妥。同時,也需要為草根建立正常的利益代言機制,比如,應該有有良知的精英站出來,發出“票價不宜上漲論”。

　　遺憾的是,當前我們普遍匱乏這兩點,一是一些經濟學家難以真正保持獨立,或者一意孤行,看不到蕓蕓眾生的哀怨和焦慮,或者刻意回避復雜的現實語境;一是一些草根缺乏有效的利益代言人,他們的聲音很難發出聲來,有的人即便為其代言也是各懷鬼胎。

　　一個動輒取悅于民眾的經濟學家不是好經濟學家,一個視民意為草芥的經濟學家同樣不是好的經濟學家。審視茅氏的漲價論,我們不能僅僅著眼于這一觀點是否謬誤,或是否可行,應該看到精英和草根的斷裂,更應該尋思如何讓兩者達成共識。(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