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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經濟面臨內外部多種困難的重要時刻，在企業和投資界的翹首期待中，決策層順應民心，于10月8日一攬子推出“兩降一免”的系列利好經濟政策，即在同時下調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自10月9日起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兩降”是金融調控手段，“一免”是財稅調控手段，兩大政策在新的“三中全會”召開前一天同步出臺，既體現出政府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強有力決心，也顯示出財稅調控對金融調控的及時配合。

　　回顧當年，我國正式施行《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的實施辦法》是在1999年11月1日，最初規定的稅率為20%。當時，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不久，緊縮成為經濟的主要特征。稅務部門官員稱，之所以開征利息稅是出于三方面的考慮：一是想通過征稅來調節居民儲蓄的過快增長，將部分儲蓄存款從銀行分流出來。二是想調動社會資金，特別是促進居民將一部分儲蓄資金用于消費和投資。三是想通過稅收抑制少數人收入畸高而形成的收入懸殊，在一定程度上調節個人收入水平。

　　客觀地講，利息稅開征以來，在增加財政收入、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效應。特別是從增加財政收入的角度看，利息稅作為最穩定、征繳最簡便的一項財政收入來源，其每年的規模不斷增加，在最高峰的2006年全國利息稅總額達到459億元，約占稅收總收入的1.2%。

　　但是，回顧利息稅開征以來所起的社會經濟作用，我們并不能完全樂觀，許多專家學者都認為，征收利息稅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政策目標并沒有很好地實現。比如，控制儲蓄率增長、擴大內需的作用不明顯，不但沒有把儲蓄趕出去，反而加劇了負利率，造成了百姓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負擔。另外，“一刀切”的做法也造成了累進稅收的流失。

　　在設想的調節收入差距方面，利息稅所起到的作用也較為有限。專家指出，作為個人所得稅分類征收的一個小稅種，指望僅僅依靠利息稅就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是不現實的。若想要調節社會貧富差距，最好的辦法還是要靠加大國家財政在社會醫療、衛生和教育上的投入。

　　事實上，開征利息稅以來，居民儲蓄依舊一路攀高，同時消費仍然不夠理想，其主要原因還正是在于國民收入分配不均。并且，在國內現有的經濟形勢下，征收利息稅對調節資金流向和投資結構方面的作用也不明顯。

　　近幾年來，已有許多專家學者建議取消利息稅。如吳敬璉就曾表示，利息稅征收受影響最大的是中小儲戶，這些人本身就沒有多少儲蓄，利息稅的征收反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說，中國應該征收的是資本利得稅，而不應該征收利息稅。蕭灼基指出，在目前的通貨膨脹形勢下，存款利率實際已為負利率，再繳納利息稅，已不具合理性。社科院何德旭曾建議，利息稅應納入個人所得稅的綜合改革中，避免重復征稅。

　　正是因為廣受爭議，2007年6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28次會議審議修改了個人所得稅法第12條，規定“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開征、減征、停征個人所得稅及其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隨后，2007年8月15日，政府將其適用稅率由20%調減為5%，當時所稱的目的是減少因物價指數上漲對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收益的影響，合理增加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收益。本次國務院作出暫時停征利息稅的決定，法律依據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由20%下調到5%，再由5%到歸零，這次的完全免征顯得更為徹底，既是克服當前嚴重的經濟困難之需，也是水到渠成之舉。

　　不必否認，在金融危機席卷西方的當下，我國經濟也遇到了較大的困難。在此艱難時刻，作為更具潛力的“三駕馬車”中的一駕，消費目前被上上下下寄予了很大希望，并且國內的消費內需確實也存在相當大的潛力。為此，完善促進消費需求的財稅制度早已是宏觀調控的重要課題之一。不久前，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撰文指出，將完善有利于消費結構升級的稅收和收費政策，降低居民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稅率，提高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增加個人收入，減輕低收入者稅負。這次利息稅免征決策的出臺，顯然直接體現了財稅調控的上述意圖。

　　從另一個層面上看，由于此次存款利率下調將導致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收入的微幅下降，免征存款利息稅可以抵消這一影響。對此，海通證券宏觀研究部首席分析師陳露表示，免征存款利息稅可以看作是對存款利率的變相提高，這樣的舉措可以避免銀行因存貸款利差減小而出現盈利的減少。中信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程偉慶在談及免征利息稅的時候，也認為這是對存款利率下調的一種補償，同時也符合國家減稅的大方向。

　　記者尤其注意到，當初開征利息稅政策出臺時也曾說是為了促進消費，實踐已經證明那只是一種美好愿望。道理是明擺著的：征過利息稅后居民存款收入自然減少，收入減少自然意味著消費能力的下降，消費能力下降還談什么擴大內需呢？兩相對比，今天的免征利息稅才是真正的內需利好，其背后是國家稅收實實在在的讓渡，意味著居民收入的真實增加，意味著居民消費購買力的真實增強。(記者　周劍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