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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1929年的經濟危機導致了宏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政策誕生,任何危機都有兩面性,如果中國經濟能從目前的金融震蕩中汲取教訓,切實促成經濟轉型,這將是我們從危機獲得的寶貴財富。”經濟學家樊綱昨天在北京舉行的財經論壇上如是表示。

　　這場以“中國金融:變局與對策”為主題的論壇,是第一次在大范圍內匯合決策層與金融專家一起討論目前華爾街發生的危機,以中國的視角來觀察危機的原因以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大洋彼岸的一場風暴讓金融改革似乎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曾經被我們譽為老大哥的雷曼等投行已走向末路,“師夷長技”,究竟該往哪里走?厚重的陰云籠罩在決策層和金融專家的頭上。會上專家一直認定,中國的金融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和美國次級債暴露的問題截然不同。“從緊的貨幣政策、靈活的金融政策、寬松的財政政策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說。

　　原因探討>>>

　　美過分寬松的監管政策釀成苦酒

　　“我們走得太遠,以至于我們忘記了出發的目的。”

　　如果用這句話來形容當今華爾街混亂不堪的局面,是多么貼切。在混亂的局面里,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各方利益主體的爭論中走入迷局,而在中國經濟學家看來:美國當局過分寬松的監管政策,是釀成這杯苦酒的真正原因。

　　中歐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的觀點頗為獨到,他認為除了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放松之外,最重要的是對華爾街的“頭腦”———美聯儲的監管失控是導致災難的最根本原因。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認為,過去十多年內,國際金融市場過度的流動性需要尋找投資回報,由此激勵金融機構為了迎合回報的要求,而設計出各式各樣的衍生產品進行兜售,導致金融衍生工具的演化越發復雜化。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認為,肇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實際上反映了監管問題。金融衍生產品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推出違反了可償還性原則,借款人沒有穩定的還款來源,不具備按揭貸款資格,僅僅寄希望于低利率和房價上升。當這兩個因素不再具備,融資的鏈條就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連環發生問題。

　　在會上,金融衍生產品以及在衍生產品基礎上的再衍生,成為與會專家一致討伐的對象。“應該對衍生產品的創新做出限制,并禁止在衍生品基礎上多次衍生。”吳曉靈說,“在證券化過程中,應該將部分風險保留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而不能通過證券化將所有的金融風險全部轉移出去。”

　　吳還認為,次貸危機的真正原因不是金融創新,而是金融創新偏離了銀行信貸的基本原則。信貸過度介入會導致泡沫的形成,而現在正是泡沫幻滅破裂的過程。

　　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指出,“抵押債務債券是資產支持證券,即使金融機構高管、董事都未必理解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真正含義。”王君認為,在此情況下,金融機構內部如何管理和控制風險無疑是個挑戰,“有可能連金融機構自己都常常產生懷疑”。

　　“我們走得太遠,以至于我們忘記了出發的目的。”

　　如果用這句話來形容當今華爾街混亂不堪的局面,是多么貼切。在混亂的局面里,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各方利益主體的爭論中走入迷局,而在中國經濟學家看來:美國當局過分寬松的監管政策,是釀成這杯苦酒的真正原因。

　　中歐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的觀點頗為獨到,他認為除了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放松之外,最重要的是對華爾街的“頭腦”———美聯儲的監管失控是導致災難的最根本原因。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認為,過去十多年內,國際金融市場過度的流動性需要尋找投資回報,由此激勵金融機構為了迎合回報的要求,而設計出各式各樣的衍生產品進行兜售,導致金融衍生工具的演化越發復雜化。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認為,肇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實際上反映了監管問題。金融衍生產品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推出違反了可償還性原則,借款人沒有穩定的還款來源,不具備按揭貸款資格,僅僅寄希望于低利率和房價上升。當這兩個因素不再具備,融資的鏈條就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連環發生問題。

　　在會上,金融衍生產品以及在衍生產品基礎上的再衍生,成為與會專家一致討伐的對象。“應該對衍生產品的創新做出限制,并禁止在衍生品基礎上多次衍生。”吳曉靈說,“在證券化過程中,應該將部分風險保留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而不能通過證券化將所有的金融風險全部轉移出去。”

　　吳還認為,次貸危機的真正原因不是金融創新,而是金融創新偏離了銀行信貸的基本原則。信貸過度介入會導致泡沫的形成,而現在正是泡沫幻滅破裂的過程。

　　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指出,“抵押債務債券是資產支持證券,即使金融機構高管、董事都未必理解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真正含義。”王君認為,在此情況下,金融機構內部如何管理和控制風險無疑是個挑戰,“有可能連金融機構自己都常常產生懷疑”。

　　國情研判>>>

　　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問題和美國完全不同

　　金融業謹慎有余、開放不足一直是導致中國金融業裹足不前的最大絆腳石。許小年教授就認為,所謂的地下錢莊,一直以來沒有法律來約束他們。而任何金融創新都是在新事情出現之后才規范的。如果政府什么都要管,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創新。

　　但次貸危機的發生,正是由于監管機構的松懈所致。那么,美國不成功的監管政策,是否會導致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步伐放慢以及阻滯金融創新的發展?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表示,華爾街危機的源頭是美聯儲過度發行貨幣,導致流動性過剩,創新過度。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監管過度,而創新不足。因此,必須厘清中國和美國金融改革面臨的不同歷史命題,對金融松綁以釋放實體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活力,成了與會專家的集體呼聲。

　　“金融中介機構因為涉及公眾利益,對其監管存在必要性,但不能將資金融通的功能定義為只有金融中介機構才能做。”吳曉靈說,由于對公眾金融財產處置權重視不夠,民間信貸和金融業務長期處于灰色地帶,而過度的監管也造成宏觀調控效率低下,成本過高,不利于社會經濟活動有效率地展開。

　　至于創新問題,王君認為,中資銀行不能因為衍生產品復雜引發次貸危機就放棄金融創新,但關鍵是把創新和風險控制結合。吳曉靈認為,應該尊重公眾或企業通過合同方式確定融入資金的權利,不應該因為銀行、保險、證券和信托這些金融中介機構需要監管,就將個體和企業的活動也嚴格地監管起來。

　　“金融中介機構因為涉及廣泛公眾的利益,對其監管存在必要性,但不能將資金融通的功能定義為只有金融中介機構才能做。”吳曉靈說,由于對公眾金融財產處置權重視不夠,民間信貸和金融業務長期處于灰色地帶,而過度的監管也造成宏觀調控效率低下,成本過高,不利于社會經濟活動有效率地展開。

　　救解之道>>>

　　當務之急是擴大有關民生的財政支出

　　可以預見的是,次貸危機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將導致外需的萎縮,而國際流動性的緊縮不可避免地會對縮減國內投資。而自1998年后,外需和投資的增長一直是中國經濟的增長的引擎,而在不少專家看來,隨著資源價格高企和金融震蕩的來臨,這條路已經行不通。

　　吳曉靈認為,雖然仍要繼續堅持寬松的財政政策,但不應再重復1998年的歷史,通過大規模的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來推動經濟發展。她認為,目前在國民經濟增長模式中,投資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了一半。投資的增速過快不僅給環境帶來巨大壓力,同時也不利于經濟平穩有效增長。

　　而現狀顯然不容樂觀。從統計數據來看,投資仍然是推動中國GDP增長的主要動力。2007年度,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在50%左右,居民消費占比為35%,而且還在逐年下降,而美國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高達70%以上,遠高于中國水平。同時,從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來講,美國制造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僅占全社會27%,而服務業卻提供了30%以上的就業機會。

　　專家給出的藥方表面上各異,而實質相同。“當務之急在于,應該擴大有關民生的財政支出,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這也是中國財政改革的方向。”吳曉靈稱。

　　許小年給出的藥方則是,“中國必須盡快實現轉變增長和發展模式,以適應新的經濟形勢,盡快完成從投資轉向消費、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轉變。”許小年據此認為,希望在于服務業。

　　不過,服務業主要的阻礙是剛性的經濟體制,具體體現在對經濟的過度管制上。“比如,包括金融業、交通運輸、電信、文化娛樂等在內的主要服務行業,無不在政府的管制之中,壁壘高聳,無法實現人才的自由流動,以解決轉型中產生的就業問題,”許小年說。(記者胡劍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