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王岐山：要把金融安全放首位
無論誰成為中國金融行業的主導者，都必須正視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之間存在的失衡。
在全球次貸危機正式爆發一年之后，履新擔任中國主管金融副總理的王岐山在5月9日召開的陸家嘴金融論壇上指出，要切實維護金融安全穩定，“防范化解風險是金融發展的永恒主題。處理得不好就很可能引發金融動蕩，影響經濟乃至整個社會政治的穩定。金融安全直接關乎國家經濟社會穩定大局，關乎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必須把維護金融安全穩定放在首要位置”。
在國際與國內金融風險的雙重壓力下，主政者將金融安全提到如此的高度，事實上是向世界昭告中國向金融危機、金融風險宣戰的決心。
中國建立金融安全體系有兩道防火墻：一是建立金融領域的市場體系，使稀缺的金融資源得到優化配置。良好的市場運轉機制與高效率的正確的資源配置，而非存款保險制度，才是金融市場最好的安全保障；二是建立中國金融市場的完全的內部開放機制，使境外危機不至于在中國蔓延，中國金融機構不至于被外資逐步蠶食，同時使內部的金融人才能夠脫穎而出。
如果欠缺第一道防火墻，即便中國的金融機構百分之百由國有控股，也無法保障中國的金融安全。與非國有控股的區別僅在于，國有控股在金融危機發生時必須由公共財政百分之百買單，就像納稅人為國有控股四大銀行上市之前買單上萬億元人民幣一樣；如果欠缺第二道防火墻，中國將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主要買單者，中國金融市場會成為全球金融機構逐鹿的樂土。應該指出的是，這兩道防火墻密切相關，欠缺任何一道，其他防火墻都會成為風蝕之墻，不堪一擊。
要建立防火墻，我國金融市場的軟肋何在？王岐山提及金融監管、資本項目管制、非法金融活動、建立應急預案等方面。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金融創新的雙刃劍作用。許多人避重就輕，不提中國金融機構滯后的內部治理，也不提金融資源的行政主導因素，一味將中國金融資源配置低效歸咎于缺乏創新工具，這顯然是因為制度改革與破解既得利益集團比建立金融工具要困難得多，而金融創新利益也要大得多。我們看到資產證券化、融資融券等創新提議層出不窮，仿佛只要增加了資金杠桿作用，中國金融市場的一切困難都可迎刃而解。事實絕非如此，精進于金融創新工具而忽略制度建設，對于市場基礎并不穩固的中國金融業而言，無異于玩火自焚。
應該強調的是，保障金融安全關鍵還在于建立金融領域的市場基礎制度，在承諾對外開放的同時，堅持對內開放。
從2005年開始，政府對于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放開了條件，其準入要求和條件更加清晰，但中國金融業有限制的對內開放一再顯示殘缺之美。在準入方面，主要國有商業銀行戰略投資者在設置條款上有歧視性，導致目前民資可以進入的主要是一些境況不妙的金融機構。在民資準入之后嚴加約束，“任何投資人不能借銀行金融機構從事管理交易，堅持所有權和經營權適度分離”，將這些持股人的法律權利(比如合法獲得的經營管理權)大大縮水，導致一些民資入股城商行之后曾出現大量分紅、貸款給關聯公司等追逐短期收益的劣行。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金融領域對內開放是跛足的，遠遠落后于對外開放的步伐。在2006年2月頒布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中，規定凡今后新建股份制銀行必須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以拍賣方式)———這是否意味著，在監管部門心目中，外資才是真正的心儀對象？所謂審慎準入也分三六九等？
中國金融機構不對內開放，內部治理滯后，在遭遇困境時只能尋找外援，以低價尋找境外戰略投資者，將近萬億元人民幣財富拱手相送。不通過競爭，而是通過國家注資、上市、向外資尋求援助等行政調整，來改造國有商業銀行是一個重大誤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脫離競爭而提高自身效率。金融機構不對內開放已經貽誤了制度改革與培養本土金融機構的良機，同時使得資源配置繼續向行政主導型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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