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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正在逐步被發(fā)達國家的金融市場推定為“壞孩子”，因為來自這些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無論如何表現誠意，仍無法擺脫呼之欲出的制度約束。
目前這些新規(guī)則處于試探層面，而且西方仍對我們獻上好言好語。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一思路產生在全球化時代，卻基于老套的雙重標準，它一再提醒我們觀察金融保護主義的洶涌回潮，而其精神原動力則是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專政。
假如 托馬斯·弗里德曼續(xù)寫《世界是平的》，不知他怎樣看待近來發(fā)達金融市場對新興國家投資收購的恐懼反應。次貸危機之下，連大摩、瑞銀等西方投資銀行翹楚都四處籌錢，但當它們親吻主權基金及時送來的銀幣時，政界卻傳來冷冰冰的聲音：小心有毒。
世界是不是平的？無論答案如何，東方與西方看到的都是兩個世界。二三十年以來，新加坡等少數幾筆外匯財富在低調運作中，似乎看到了平凡做事的坦途，投資圖報的普世價值也適用于自己。但如今更多新興國家復制這一理財發(fā)明，麻煩卻出現了。世界的聚光燈加倍照射在它們身上。為便于西方甄別與處置，“主權財富基金”的概念這才被歸納出來。
西方經濟體引以為豪的是，它們奠定了現代公司制度以及金融市場的基礎，并吸取時代教訓漸次完善；它們推動了以自由貿易為先、跨國投資遞進的全球化進程。但它們也以既存秩序的維護者自居，把自己描繪成商業(yè)社會的自由旗幟，將主權基金推定為心理陰暗的“國家資本主義者”。
然而，西方為新興國家定制“最佳行為準則”，自己卻遠非純潔天使。甚至可以說，它們正是在自我反省中以己度人，才會得出主權基金有威脅的結論。西方大型公司治理結構復雜發(fā)達，卻往往爆出驚天丑聞。
美國“經濟殺手”約翰·帕金斯的現身說法，與弗里德曼的樂觀主義迎面相撞。經濟殺手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等合法外衣，肩負著以經濟而非武力操縱別國的任務。帕金斯那本《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的全球暢銷，與主權基金威脅論的高漲幾乎同時發(fā)生。
一個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是否透明公開？信息披露是否充分？是否暗中被政府操縱？主權基金暴露身份后，這看起來是西方向東方的質問，但實際上是西方對自己有史以來善惡之舉的下意識反射。他們怕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與西方資本的輸出史相比，主權基金僅相當于河之濫觴。實際上，興風作浪的對沖基金和潛滋暗長的私募股權——發(fā)達金融市場兩大“狠角色”并不需披露所有信息。市場上的匿名性與私密性一旦喪失殆盡，預期的投資策略便無從實施。
爭議和外交辭令都未妨礙西方對主權基金陸續(xù)出臺單邊準則，并呼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內制定出一套多邊參與的全球指導規(guī)范。但產生年代、國家背景、資金結構各不同的各家主權基金怎能以一個“均碼”的準則對待？
如果國際社會是明智的，它就不應該鼓勵金融專政的出現，不應該在主權基金上無謂分神，卻嬌縱“金融大鱷”們的膨脹野心。在資本全球化舞臺上，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的投資者都需要真正的平等與自治。(范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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