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信息產業部日前發出公告，擬于1月22日在北京舉行“降低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聽證會。不少專家和消費者認為，手機資費的下調折射出類似服務產品仍然具有降價空間，應建立一套機制讓全社會享受到這種發展帶來的好處。
規模經濟撐起手機資費降價空間
近幾年來，在政府和社會公眾的巨大壓力下，電信資費水平明顯下行，2001年到2006年下降了62%，2007年前十個月，通信服務價格下降了18.4%，成為各大類消費品中下降幅度最大的門類。盡管如此，社會大眾普遍認為電信行業仍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收費。
2007年12月初，記者在北京市最大的手機卡交易集散地——馬甸市場采訪時發現，這里來自全國各地運營商產品的資費水平差別非常大。不少消費者表示，這恰恰說明了目前手機資費與運營商真正的成本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
北京郵電大學信息產業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的闞凱力指出，現在手機漫游服務的成本幾乎為零。手機漫游的全過程，不過是由網絡傳送幾個由計算機自動生成、比普通電子郵件還簡單的信息，其成本與每分鐘要收取的幾毛錢漫游費相比，只有后者的千萬分之一。因此，今天的漫游費已經成為運營商的暴利，也完全是對外地手機的歧視性收費。
根據行業專家估算，移動通信行業每增加一個用戶的成本已經從1987年的六萬元，下降到2006年的800元，其動力就在于新技術與規模經濟效應的相互作用。
信產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秘書長楊培芳說，目前我國手機用戶已經超過五億人，20年前移動通信行業起步時的銅電纜、人工接線的老式設備，都已經被光導纖維和集成電路等資源消耗極低的新技術裝備所代替。可以說，完成了基礎建設投入的電信行業，其維護一個新用戶的成本已經微乎其微，規模經濟效應已經顯現，這意味著電信服務價格還有很大的降價空間。
資費大幅下調折射類似產品降價空間
規模經濟帶來成本降低并不是電信行業的獨有現象。記者了解到，在其他一些由國有企業主導的帶有一定公共服務產品性質的行業里，同樣可以明顯感受到市場擴大、技術提升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
不久前，國資委主任李融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以石化、電力、電信領域為代表的整個央企隊伍2007年的利潤突破一萬億元，其中主要原因是新技術運用和管理創新。
記者從國家電網公司的網站上獲悉，“十五”期間全社會用電量年均增長12.9%，我國過去五年增加的發電裝機容量比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總和還要多。大量新技術被應用到新增市場中，使得成本大幅降低，電力行業獲得結構性提升。
石油企業同樣依靠大量技術創新成功提升競爭力。中國消費者協會法律顧問邱寶昌表示，處于壟斷行業的幾大國企，借助國家政策的支持，經過幾年的發展已經獲得了市場優勢地位，并通過技術和管理創新一步步達到規模經濟，其產品成本下降的空間正在顯露出來。
高收費造就企業高利潤
邱寶昌認為，近幾年來手機資費不斷下降但消費者仍然不滿的根源在于，其價格水平與消費者所期望的成本加上合理利潤的結構模式相去甚遠，目前大量不合理收費造就了運營商的高額利潤。
2007年上半年，中國移動的凈利潤379億元，同比上漲25.7%，中國聯通的凈利潤37.7億元，同比增長34.6%，而目前國際上電信運營商的平均利潤率只有10%，美國最大的運營商的利潤才1%。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偉指出，現在中央政府越來越重視社會公平，而事實上在很多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重要行業，無償占據社會優勢資源的壟斷企業所表現出的社會責任感卻不足，它們更多地把目標局限于自身利潤最大化和提高內部福利待遇上。
近年來，中央企業每年新增利潤1000億元，以電力、石油、電信最為突出。2007年上半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創造的利潤總和達1313億元，相當于一個中海油；而電力行業的利潤率則高達50%。
高利潤的背后是這些企業的高福利。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中心副教授鐘瑞華指出，近兩年，關于電信、電力等一些壟斷行業國企職工的高福利報道屢見不鮮，可見這些依靠國家資源積累起來的高利潤并沒有全部用于企業核心業務的發展，也難以讓社會公眾受惠。
物價高位運行壟斷企業應勇于承擔社會責任
不少消費者和專家認為，在當前物價大面積上漲不斷增加老百姓生活成本的背景下，一些壟斷企業仍舊采取高收費維護其利潤，甚至有的還試圖通過漲價來轉嫁風險，這是很不公平的。當前涉及國計民生的壟斷性行業應全面認識自身肩負的社會職責，在成本加上合理利潤的基礎上調整產品價格，為宏觀價格水平的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楊培芳表示，電信行業的定位應該是“準公共服務”，提升全社會信息化水平的基礎是提供社會大眾都能接受的電信產品，不能因為一兩家企業的利益而延緩步伐。當前推動電信資費進一步下降到合理水平，一方面是整體物價水平調控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信息化水平提升，對于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率、減少消耗、間接抑制當前經濟增長偏快都具有積極作用。
中國傳媒大學研究所所長賈品榮認為，作為具有公共服務部分特征的行業，在價格構成上應該充分透明，中國還沒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公民參與決策的渠道和機制，沒有形成公共決策的監管機制。
邱寶昌認為，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為了社會整體利益公平和福利保障，政府應在《反壟斷法》的框架下，公布壟斷企業與社會公眾利益有關的財務信息，針對其服務產品建立公平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加強社會監督力度，兼聽社會公眾意見。(張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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