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務之急應該是盡快建立起獨立自主的人民幣發行機制，盡最大可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使人民幣的幣值符合當前中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只有這樣，才能抑制市場對通脹的預期，才能使我們辛辛苦苦開創的“高增長、低通脹”的大好局面保持下去。
⊙田 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本年度11月份CPI指數同比增長達到了6.9%！這是今年以來所發布的同類指數中最高的一次。而與以往相比，這次公告也有兩點顯著的不同：一是輿論反響強烈，大街小巷幾乎無不議論，股市反應迅速；二是“解釋”及時，當天的各大媒體，尤其是中央電視臺各大欄目，不約而同地把這次公告作為主題加以討論，而出鏡率最高的就是統計局發言人和相關的專家了。
CPI創下了新高，那中國是否已經發生通貨膨脹了呢？發言人和專家們的解釋非常明確：不是！理由是：這是結構性物價上漲，與通脹無關。為了說明上述觀點，一些專家還把CPI的運算方法和過程都端了出來，他們耐心地解釋了“籃子”中具體項目的確定，哪些價格上漲了，哪些價格下跌了，等等，儼然又一次“義務科普教育”。
然而市場顯然沒有聽懂這些解釋，數據發布不到兩個小時，滬指就開始下跌了，而且一跌就是100多點，昨天又跌了130多點。看起來市場的實際反映跟部分專家的估計有不小的距離。
或許探究市場原理和搬演數理模式有些太專業了，讓我們先從百姓的日常生活感受和預期說起。有一點其實大家都很清楚：老百姓不會去盯著CPI過日子，他們只知道豬肉價格比原來漲了2倍，雞蛋價格翻了一番，糧食價格在漲，蔬菜價格在漲，甚至油鹽醬醋、啤酒飲料都在漲。老百姓也許并不了解什么是結構性，但他們明白一個現實：錢越來越不值錢了。面對這樣的現實，你要讓他放心，不必去擔心未來的通脹，似乎很難說得通。
實際上，“結構性物價上漲”近來在經濟理論界是充滿爭議的。曾有人舉了個例子：當一個人的腰也粗了，腿也圓了，體重明顯超過健康標準的時候，你能以“他的手指重量沒有增加、頭發重量沒有增加，眼皮重量沒有增加”來將他的情況描述為“結構性體重上漲”，進而否認他的肥胖嗎？經濟領域的道理也是一樣，一面是物價上升，貨幣貶值，另一面卻否認通脹的趨勢，這恐怕很難說是科學的態度。我甚至想：要是能拿出可信的GDP平減指數沒變的事實來否認當前的通脹，似乎還更有說服力一點。
再來說說市場，出于對通脹的憂慮，市場必然會有所反應，直接的表現就是社會投資的減少和股市的下跌。回顧今年所有CPI上漲的消息的發布，都曾伴隨一段時間(盡管很短)的股指下滑。前不久，滬指跌破5000點，很多技術分析人士宣稱是技術盤整，甚至還預言盤整之后要重新沖擊6000點！我當時就對身邊的一位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說，如果通脹預期不變，不要說今年沖不了頂，就是明年也不可能。多種跡象顯示，造成這次滬深股指下跌的，不是技術層面的原因，而是預期層面的原因。盡管12月初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把滬指拽回到5000點以上，但由于缺乏實質性的支撐，滬深股市的震蕩依然難免。
還有一種觀點以為，只要央行能及時推出加息政策就能抑制當前的物價上漲趨勢，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觀點。現代金融學理論的研究成果表明：利率政策效用是很有限的，就連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其離任后都不得不承認，美國的利率政策根本就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這一點不但國外的經驗多次驗證(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們自己的經歷也反復證明了這樣的結論。
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了呢？我認為是匯率政策的不利造成的。2004年我國第一部中央銀行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出臺，其中對匯率部分的描述是“保持匯率穩定”，這讓人很是費解，圍繞著它的爭議持續不斷。保持匯率穩定會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嗎？2005年初，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蒙代爾先生在我們學校作了一次講座，期間我問他中國如何在西方關于人民幣幣值問題的壓力下保持經濟增長，老先生沉思片刻后回答道：“保持幣值穩定。”保持幣值穩定也是人民銀行法的核心內容，但問題是“保持幣值穩定”和“保持匯率穩定”這兩件事在我們現有的匯率制度下是矛盾的，我們又如何做到“魚與熊掌兼得”呢？
目前我們實行的匯率制度是盯住式匯率制，是與美元掛鉤的，不可避免地，人民幣的幣值要受到美元的影響。2003年以來，美元持續下跌，人民幣實際上已經被拖下水。盡管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略有升值，但實際價值卻由于美元的貶值而下降了。于是，熱錢涌入了，物價被抬高了。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抑制物價上漲”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眼下的當務之急，我認為是應盡快建立起獨立自主的人民幣發行機制，盡最大可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使人民幣的幣值符合當前中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只有這樣才能抑制市場對通脹的預期，才能使我們辛辛苦苦開創的“高增長、低通脹”的大好局面保持下去，才能真正地使中國經濟走上快速、穩定、健康的發展道路。(作者系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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