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的最新報告說：“西方把廢氣排放轉嫁到中國。”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就在于，“西方國家把工廠轉移到中國大陸，因此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反映出西方國家的高消費水平。”報告舉例說，“每一件在中國生產出口到英國的物品，其廢氣排放量比在英國生產要多1/3。”(10月7日中國新聞網)
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局面是很令人憋氣的，有點賠本賺吆喝的感覺：一方面，中國生產的物美價廉的消費品維持了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中國還得承受污染了大氣的指責，西方人未免太得了便宜又賣乖了。當然，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的這份報告的基調還是公允的，它主張：“氣候變化的討論焦點應從商品生產國轉移到商品消費國”。
不過，雖然“新經濟基金會”的這個主張很不錯，但是要落到實處，我看也很不容易。試想，我們怎樣才能落實這個主張呢？讓西方人減少消費嗎？我們自己還急著擴大出口呢；讓西方國家對我們治理環境進行補貼嗎？這無異于與虎謀皮。所以，盡管我們在國際輿論戰中仍然要繼續大聲疾呼，讓世人都知道誰才是造成大氣污染的真正禍首，但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卻還是要立足于我們自己的產業政策。
就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而言，一個簡單而有效的辦法是，在考核官員的政績時，用一種叫“國民生產凈值”(NNP)的指標，取代現在通行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種“國民生產凈值”實際上就是在刨除了GDP中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所造成的損失后的經濟發展速度，它顯然能夠更好地衡量我們的經濟增長和福利改善的真實情況。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用GDP作為衡量社會福利指標的最大片面性，就是忽視了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實際上，在計算GDP的過程中，不僅沒有扣除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而且在以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方式中，還將本來是“成本”范疇的環境損失，在環境資源經過了生產過程后，間接地變成了經濟增長中的增量部分即“產出”了，而這就意味著，對環境的利用越多，破壞越大，GDP指標反而會越高。
用NNP取代GDP，一個可能的“副作用”是，它會迫使中國企業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減少廢氣、廢水和有毒垃圾的排放，使“中國制造”的成本上升，影響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副作用”卻會“倒逼”中國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最終走上靠技術和品牌來參與國際競爭的道路。
用NNP代替GDP來考核官員，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現實需要。科學發展觀是一種非常好的理念，但在中國，如果要確保其落到實處，就必須要使其體現在政績考核的指標體系中，這也是中國的現實國情所決定的。
郭松民(北京軍人)
相關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