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快速增長，但是，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制約農民增收的因素還不少，下半年，政策增收的空間有限，農產品漲價對增收的推動作用將趨緩。河南省農業廳總經濟師魏仲生認為，農民增收出現良好勢頭，并不意味著推動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已建立起來，農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仍是“數量型”、“外延型”，增收受市場景氣周期影響較大，“地基”仍然不牢。推動農民增收，應著眼建立“質量型”、“內涵型”的長效機制。
短期看：三塊“短板”制約今年農民增收
面對上半年農民增收的良好局面，不少專家提醒，今年農民增收還面臨諸多難點，要持續保持收入的快速增長還需付出很大努力。
首先，今夏自然災害對農民增收不利。今年我國自然災害頻仍，東北干旱，南方部分地區暴雨成災，淮河流域發生了1954年以來的第二位流域性大洪水。以安徽省為例，截至7月末，全省農作物受災面積超過2200萬畝，其中絕收近800萬畝。全省農業直接經濟損失已達63億余元，占各項經濟損失的近六成。安徽省有關負責人稱，這次洪水給該省農業和農村帶來重創，也給今年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目標的完成帶來嚴峻考驗。
其次，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正抵消糧油價格恢復性上漲的好處。由于柴油、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農民種糧成本提高。近兩年，糧食生產成本逐年提高。據安徽省物價部門調查，2006年小麥生產成本每畝比上年增加17.83元，增幅6.73%；粳稻每畝增加43.38元，增幅9.73%。農民收益很大程度上被上漲的種糧成本抵消了。
第三，惠農政策直接使農民得到實惠的增量正逐年下降。以糧食托市收購政策看，現行的托市收購政策對促進農民增收的拉動力在下降。2004年全年糧食市場價格上漲了28%，農民增收一半來自糧價的上漲，由于當時市場糧價高于國家公布的最低收購價格，沒有啟動執行預案；2005年，稻谷托市價比市場價每斤高5分～7分錢；到了2006年，稻谷托市價比市場價每斤僅高2分錢。
中期看：促進農民增收需多方用力
安徽省農業問題專家何開蔭認為，農民增收和農業的長遠發展不能單純靠財政補貼來支撐，而應當多管齊下。特別要從影響農民增收的關鍵因素入手，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廣辟增收渠道。
首先，應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工作，同時加大對勞動者的保護力度。當前，勞務經濟成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而勞動力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著勞動者的經濟收入。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新近發布的《農村經濟綠皮書》指出，2006年，我國農民增收的部分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按當年價格計算，工資性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量的貢獻率為60.2%，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比重進一步上升到38.3%。因此，各級政府應加大對農民的技術培訓力度，有組織地轉移和輸出勞動力，為增加農民收入創造條件。
政府還應加大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工作力度，逐步解決農民工工資水平偏低以及工資克扣、拖欠等問題，為農民外出務工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發布的對全國2749個村莊的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外出打工出現了兩個新跡象：一是轉入非農產業的全部農村勞動力中，已經有接近40%的屬于常年在外從事非農產業；二是西部地區中舉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勞動力中已有1/3實現了舉家外出。這些新趨勢對城市戶籍、教育、醫療等制度提出了改革的迫切要求。農民能否在城市里留得住，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農民收入能否實現持續增長。
其次，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建立新的農村經濟運行機制。一家一戶的分散生產，使得農民市場談判以及抵御風險的能力非常低，經常導致農民“增產不增收”。實踐證明，走合作化的道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是農民增收的重要組織保障。河南省中牟縣姚家鄉春崗村是一個草莓專業村。過去，由于是農戶分散種植，草莓豐收后，往往出現爭搶客戶、競相壓價的情況。2005年4月，村民李峰等人組織成立了草莓生產者合作社，不僅統一了價格，注冊了商標，還在合作社內部推廣防凍等新技術，每年為社員減少損失十幾萬元。2005年～2006年，春崗村草莓價格一直穩定在較高水平上，當年合作社社員家庭人均純收入9500元，比上年增加了一倍。
第三，應加大支農資金的整合力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國家惠農政策對農民增收的重要作用已逐步顯現。在國家投入不可能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如何確保這些支農資金發揮最大效率，真正把實惠落到農民腰包里，就顯得非常重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徐小青認為，眼下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是，政府各涉農部門都在加大對農村的投入，設立了很多項目，但投入的機制有問題。一是項目層層審批，脫離實際；二是資金“撒胡椒面”，使用效率低下；三是缺乏過程監督和結果評估，資金“跑冒滴漏”現象比較突出。他認為，財政支農資金非常寶貴。中央加大了投入，就必須把好事情辦好，建一樣成一樣。目前一些部委已經在進行試點，基層迫切希望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資金整合辦法。
長期看：政府需加快公共服務創新
專家認為，農民增收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農村上層建筑能否適應和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問題。因此，從長遠看，必須從深層次的體制問題入手，加快政府的制度改革和管理創新，為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首先，應建立增加農業投入的長效機制。近年來政府盡管給了農民一些補貼，農業投入有所加強，但穩定的農業投入增長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以河南省為例，今年全省平均每畝補貼達到41.57元，比上年增加14.47元，然而，與我國入世時所承諾的“黃箱”政策補貼最高可達農產品總產值8.5%這一上限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而政府對科技、水利、環保、農業科研、病蟲害控制、培訓、推廣和農業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投資比重不大，財政經費往往只能滿足養人的需要。此外，農田水利建設滯后，農業靠天吃飯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變。農村社會事業發展仍比較落后，道路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事業等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
徐小青認為，無論是從比例、數量或是從面臨的問題來講，投向“三農”的錢都是不夠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我們只能逐年增加，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中央強調應當建立投入的長效機制，這是建設新農村的根本途徑。按照農業法的規定，中央和縣級以上地方財政每年對農業的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但在實踐中這一點還沒有做到，而且約束力也不強。
其次，應加快政府轉型，提高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記者在農村采訪中了解到，當前，在農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農民最需要的公共服務是信息和科技，而這些很多地方政府都難以提供。一位專家告訴記者，如今農民疑惑最多、干部最怕回答的問題是“明年該種什么”。農民急著問，反映出他們有著迫切的需求；而干部不敢答，反映出的是一些基層政府對市場信息心中無數，難以提供有效的服務。另外，隨著基層農業科技推廣網絡“網破線斷人散”，很多農業科技難以在農村推廣。這位專家告訴記者，他在農村調研時，曾多次詢問農民種田養殖的科技從哪里來，十有八九的回答是“從親戚、朋友或鄰居那里學來的”。他說，特別是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力外出打工，在農村推廣先進農業科技更是難上加難，說得危言聳聽一點，中國的農業是靠著一幫老頭老太太在支撐。專家認為，促進農民增收，政府既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放任自流，而應該在提高公共服務能力上狠下工夫。
第三，加快農村金融改革，真正實現反哺“三農”。徐小青認為，在當前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必須發揮農村金融的杠桿作用，調動社會資本來促進農村發展、農民增收。可以說，沒有現代農村金融體系，就很難發展現代農業，就很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經過不懈努力，到2006年11月末，我國涉農貸款余額增加到金融機構貸款總量的20%。但是，廣大農村仍普遍存在金融失血、缺血、貧血的現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發布的對全國2749個村莊的調查顯示，60%以上的村莊都認為目前農戶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貸款仍然很困難，各村莊獲得過信用社貸款的農戶僅為19%。“缺乏資金”名列“農資價格偏高”、“缺乏技術”之后，成為農民增收難的第三大原因。
徐小青說，當前農村金融改革，國家花了很大代價，但效果并不明顯，關鍵在于一些細節規定互相矛盾沖突，缺乏可操作性。比如，信用社貸款要求必須有抵押物，而農民恰恰缺乏有抵押價值的財產。又比如，建立村鎮銀行，要求應有1家以上(含1家)境內金融機構作為發起人，而很多商業銀行出于利益考慮，已紛紛撤出農村地區，缺乏重新進入的動力。徐小青認為，我們應特別注重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只有這樣，農村金融改革才可能盡快取得實效，真正發揮農民增收“助推器”的作用。(楊玉華 林嵬 郭嘉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