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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 彭興韻

　　剛剛閉幕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中國將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以確保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目標。事實上，面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激蕩及即將邁入衰退周期的全球經濟前景，中國政府多次表示，保持中國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將是中國為穩定全球經濟金融形勢所作出的最大貢獻。怎么看危機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如何理解“保增長”的重要意義？在日趨復雜的局勢下，我們又該如何實現“保增長”？

　　從容應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有限的、可控的

　　目前美國次貸危機已演變成一場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機，全球都卷入了次貸危機的旋渦之中。金融機構一個接一個地倒下；金融市場動蕩不安，各國股票市場不斷刷新數年來的最低紀錄，許多非美元貨幣大幅貶值，投資者倉皇四顧、信心嚴重受挫；前景陰霾沉沉，失業率攀升，一些國家工商業凋敝日益嚴重，企業家悲觀情緒蔓延……這場危機促成了全球少見的協調一致的政策行動，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宣稱誓與危機堅決抗擊。

　　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獨善其身，中國自不例外。中國資本市場切實體會到了當今金融危機傳染之快、影響之深。不光是股票的市值縮水了，而且鑒于金融市場的動蕩可能加劇信用風險，過去一直具有信貸擴張傾向的銀行也開始變得謹慎，經濟周期性的信貸緊縮跡象已明顯表露，通過這一鏈條，危機還將繼續侵蝕中國實體經濟。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應當說，這一次無疑是中國經濟增長外部環境較為惡劣的階段之一。

　　外部環境惡化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已有所體現。自去年第三季度起，中國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增長率已連續4個季度下滑。與之相對應，今年以來，中國的貿易順差增長率也有所下降，真實固定投資增長率也已下降到了17%左右的水平。過去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有兩駕都因體力透支放緩了速度。此外，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最活躍領域的中小企業也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正不斷惡化我國的外部經濟環境，我國經濟增長放緩趨勢越來越明顯。面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政府審時度勢，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已進行了相應調整，宏觀調控政策正悄然向“保增長”方向轉變。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對此作出了明確闡述：要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保持經濟穩定、金融穩定、資本市場穩定。

　　10年前，在迎戰亞洲金融危機那場嚴峻挑戰中，中國經濟能夠安然度過，保持全球增長最高的紀錄，并在較短的時間里擺脫了那場危機的陰影，重新步入了發展快車道。今天，國家和政府的財力已不是10年前可同日而語，宏觀調控手段和藝術也日臻嫻熟與成熟，中國抵御國際經濟惡劣環境的綜合能力，已今非昔比。盡管前一階段嚴重通脹影響了真實投資增長，也削弱了消費增長，但我國內需、投資和消費仍保持一定增長動力，宏觀政策已具備轉向空間。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的數據表明，在世界經濟普遍放緩的背景下，中國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長9.9%，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

　　總之，宏觀經濟政策的積極作為可在相當大程度上抵消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給我們經濟前景帶來的不確定性。正如溫家寶總理所指出的，多年來的改革增強了中國金融抗風險的能力。這場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有限的、可控的。只要保持清醒頭腦，增強憂患意識，積極做好各項應對工作，我們有信心維護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當前經濟環境和體現在統計數據上的指標變化，不意味著作為全球最大的、尚有諸多潛力待開發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換個積極的角度說，中國遇到了難得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機遇，而這，正是我們過去所一直期盼的。

　　擴大內需、技術進步：“保增長”需鍛造新動力

　　在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并大有可能向經濟危機轉化的情況下，中國轉向“保增長”有很強的現實需要，但也面臨不小挑戰。

　　先看出口。在全球經濟陷入不景氣的狀況下，中國貿易順差持續大量增長的基礎不復存在，凈出口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明顯減弱。況且，依靠貿易順差來拉動經濟增長，會受到那些經濟增長更加困難、或有貿易逆差的國家的反感和政治上的抵制，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摩擦成本上升。因此，全球金融動蕩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增長，應當更多地依賴于國內的支持。

　　再看投資。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也是靠國內高儲蓄、高投資推動的。若經濟增長沒有得到技術進步或其他非要素投入的支持，那么，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要維持既定的增長速度，投資率就應當螺旋式地上升。這正是中國過去30年來的現實狀況。現在，實際固定投資增長率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企業家信心有所回落，私人部門的固定投資熱情有所降溫。隨著主要產品價格的下跌，企業家的情緒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的低落。因此，從國內支持的投資這個因素看，至少在近期難以推動經濟出乎意料地快速增長。

　　中國的高儲蓄率，在全球首屈一指。過去30年來，中國不斷上升的儲蓄率為中國的資本積累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來源，這是中國維持高增長的重要條件之一。但在另一方面，高儲蓄即意味著消費受到了抑制。現在，貿易順差和真實投資增長率都有所下降，這正是讓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時候了。

　　今年以來，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有所增強，這是我們多年來期盼的一個積極變化，但尚未達到引領中國經濟增長的程度。就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最終目的而言，消費和體現于消費活動中的消費者福利應當是根本。因此，增加消費不僅有利于改變中國對國外經濟和國內固定投資的依賴，還更好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理念。

　　要增加國內消費，當讓老百姓有錢花、敢花錢。這一方面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另一方面也要為老百姓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社會保障體系。當然，還應順便提一句，增加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不意味著我們要無節制地消費，過多地寅吃卯糧，否則，今天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就可能有朝一日以某種方式在中國表現出來。

　　貿易順差、固定投資和消費云云，都是從總需求的角度來考察的。如果將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盯在這三個方面，并無太多的益處。更確切地說，人們經常談論這三個方面，都更多的是從政府的宏觀調控著眼點出發的。從這個角度我們認為，技術進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在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有了更好的技術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就可以既定的資本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改變中國這些年來高儲蓄、高投資推動的增長模型，為消費提供更大的空間。

　　眾所周知，中國一直以來粗放式的增長多于集約式的增長，結果加劇了環境和資源的壓力，加劇了勞動力和資本回報的不平衡。如今，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率先開始了結構轉型，向技術含量高、對自然資源需求相對較小的產業轉變。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在發生一些質的轉變，從所謂的“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技術進步和創新在逐步融入經濟的細胞——企業之中。但是，這種結構的轉型必定是一個充滿痛苦的歷程，它在短期內會造成失業率的上升；引進技術、開拓市場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增長率。而結構轉型一旦完成，經濟又會在更新的起點上、更健康的基礎上快速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