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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融監管何去何從

　　劉軍紅認為，美國金融監管存在制度滯后的問題。1999年后，美國銀行法改革放開混業經營，這增加了銀行和證券投資行并發危機的風險。

　　銀行和證券投資行作為市場參與者，制造了大量金融衍生品，這些產品不斷裂變，其風險越來越難以評估，政府監管部門因而也無從監管，其權力事實上被虛化�？梢哉f，市場變了，但政府的監管未跟上。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經濟研究專家陳寶森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創新加快發展，特別是金融衍生工具方面。衍生工具的目的是避險，分散風險，但其做法是本身不透明，缺乏監管，包括期貨市場。以石油價格為例，今年7月國際市場油價每桶漲到接近150美元，完全是投機因素，這個投機就和管理的漏洞有關系，而漏洞又和政府的管理有關系。

　　陳寶森強調，這就說明一些金融創新如果沒有監管，或者監管不力，或政府有意識無意識地幫忙搞一些漏洞，那么就等于玩火，后果不堪設想。給投機者創造了各種牟利機會，而不顧及整個金融的安全，“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陳寶森說，因為中國本身也是一個受害者，所以我們有理由要求美國來糾正這些錯誤。漏洞不堵上的話，問題還會再度發生，這對整個世界經濟不好，對各國的經濟安全也有影響。

　　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接受本刊采訪時也認為，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監管跟不上，比如說資產證券化的過程，比如說金融衍生工具產品發展的過程，到底要求什么樣的信息披露，到底要求什么樣的監管，這方面確實有待改進。

　　不過，他同時指出，問題是，這些東西如果不發展，監管是很難改進的，也就是說監管如果太超前的話，就會扼殺金融創新；如果滯后的話就會出風險。如何監管得當，既不扼殺金融創新，又不出大的風險，實現這一平衡是很困難的。

　　陳寶森形容說，美國所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從來都是像過山車一樣，松一陣緊一陣。如1929年大危機以前，那一段是所謂LAZYFAIR(自由放任到了極點)，結果出現了嚴重的大危機，之后羅斯福新政加強了管理，特別是不允許混業經營。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由于過于嚴格的管理也有副作用，就開始轉向，好多產業包括銀行放松了管理，到了80年代末，出現了儲貸協會危機，也是房地產問題。但之后的幾屆政府還是主張自由放任的，所以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所有的金融創新都出來了，監管也放松了，結果就捅出了次貸危機這個大婁子。

　　他認為，所謂亡羊補牢，美國政府顯然會加強監管，但是美國一貫的基本理念和價值觀，還是市場不允許政府有過多的干預，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問題。

　　沈明高也認為，次貸危機后美國經濟是否會趨于保守、政府干預是否會增加值得關注，但還不能下定論。

　　有分析家則預期，無論是麥凱恩還是奧巴馬上臺，政府都會加強在市場中扮演的角色。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貝利說：“不少人對自由貿易、全球化及放寬管制產生懷疑，民情正傾向要求政府擔當更積極的角色。”

　　中國無法退出的“游戲”

　　金融風暴愈演愈烈，對中國影響幾何？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紅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中國在這場危機中必然也是有損失的，而且金融危機這樣一個很大很嚴重的震蕩，伴隨一種不均等效應，一些損失是無法估算的，像中國外匯儲備的損失就是隱性的。她認為，這是一場中國無法退出的“游戲”。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撰文指出，在本輪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美國市場猶如海洋，中國猶如漂流在海上的一葉扁舟，自身政策變化無法改變浪潮方向；美國房地產市場調整引發的金融危機，至少將對中國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產生心理層面的沖擊。

　　江涌認為，短期來看，中國的機構損失值得關注。在這方面監管部門應強化監管力度，強化信息披露。此外，中國也要有效防范熱錢的大進大出，減少游資沖擊的壓力。

　　亞銀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說：“由于中國經濟相對較穩定，熱錢將會涌入中國，但風險在于當(全球)情勢穩定下來，所有這些資金將會再度流出。這會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帶來巨大震撼，有可能使中國變成下一個越南。”

　　江涌還提醒，中國的房地產業發展也要接受美國的教訓，房地產泡沫不擠掉，對經濟不利，但過快下跌也不利，要做到“有序下跌”，還要考驗政府走“平衡木”的能力。

　　接受本刊采訪的多位專家認為，短期來看，我國的機構損失、熱錢可能大進大出、美元貶值、市場信心問題和外儲穩定問題等都值得關注。但是更為重要和迫切的是，中國的出口形勢必將雪上加霜，中國已經到了不得不改變增長模式的地步。

　　美國經濟難逃衰退，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形勢也頗不令人樂觀，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將面臨更大挑戰。丁一凡認為，中國應盡快改變增長模式，“不變不行，事實上中國經濟的適應能力比發達國家要高很多倍，目前的問題是政府在推動經濟轉型中應發揮更大作用”。

　　他指出，經濟增長怎么轉，朝什么方向轉，政府應該給出更明確的信號，例如是不是可以通過稅收和補貼等經濟信號，引導市場投資環保和能源等行業。

　　劉軍紅認為，除了出口受到影響外，國內產業也可能受損。如果資金外逃，股市繼續下滑，同時人民幣升值、物價上漲，國家調控宏觀經濟形勢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在目前的情勢下，中國政府應維護國內市場的穩定，進一步完善市場，并避免經濟的劇烈波動。(記者皇甫平麗 李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