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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新聞1+1》：天價年薪，君何安？

　　主持人(董倩)：歡迎收看《新聞1+1》。

　　俗話說，君子愛才，取之有道，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分別來說一說這個財和這個道。

　　我們先來關注美國，今天北京時間凌晨美國方面傳來消息說，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受援的企業高管的年薪最高不能超過50萬美元，那人們就想，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市場經濟化的國家，當選的總統怎么會如此關注去插手這樣一個企業高管的年薪呢？我不知道王教授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王錫鋅(特邀觀察員)：總統關注企業高管的年薪，這的確在美國這樣一種高度自由市場化的國家乍看起來非同尋常。但是如果看一看當前經濟形勢，我們知道金融危機襲來，每個人都感覺到寒意，政府出面救市，這個時候如果一方面是有的人減薪，甚至被裁員，而另外一些高管卻拿著巨額的高薪，那又如何能夠希望民眾對政府巨額救市的這樣一種政策予以政治上的支持，予以心理上的認同，和提升整個社會共同迎接這樣一種金融危機的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呢？所以細想起來卻深有道理。

　　主持人：我們先來看一看奧巴馬發布的這個“限薪令”。

　　短片1：50萬，這是奧巴馬給華爾街高管們限定的最高年薪。2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受援企業高管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這一決定無疑給華爾街的高管們帶上了一道緊箍咒。這道緊箍咒不僅適用于花旗、美國銀行等已經接收美國政府救助的金融企業，也包括未來接收政府救助的所有企業，而且企業如果要給高管超過50萬年薪的股票獎勵，這些股票也必須在企業還清貸款后才能套現。

　　奧巴馬(美國總統)：我們并不蔑視財富，我們并不是嫉妒任何獲得成功的人，我們當然堅信獲得成功理應獲得回報，但很容易讓人們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公司)高管們業績糟糕，卻獲得(高額)報酬。尤其是在此時，這些報酬來源于美國納稅人，他們中有許多人本身的生活還很艱難。

　　解說：奧巴馬的這番話并非無的放矢，根據美國媒體早前報道，2008年華爾街的金融機構高管拿到了高達184億美元的分紅，相當于2004年金融業鼎盛時期的水平。此事遭到了奧巴馬的嚴厲批判，被觸怒了的奧巴馬甚至用了“可恥”一詞來形容。

　　奧巴馬：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使經濟繼續前行，當我看到一篇文章，指出華爾街銀行家得到了近200億美元的，這與2004年他們得到的分紅一樣，這是極度不負責，太可恥了。我們需要華爾街人士表現出克制、自控力和一些責任感。

　　解說：克制、自控力、責任感，這是奧巴馬對華爾街高管們的要求，可是真要做到這些顯然不是那么容易。就在奧巴馬話音剛落沒久，美聯社就披露，接收了政府250億美元救援金的美國富國銀行，打算按多年傳統撥出公費，安排員工到拉斯維加斯豪華旅游。雖然現在計劃被迫取消，但仍然不能平息人們的憤怒。

　　事實上，除了富國銀行，華爾街上一邊接收政府救助，一邊卻依然不知克制，持續奢侈浪費的銀行比比皆是。美國保險業龍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在接受聯邦政府850億美元的救助后，竟被曝出花費44萬美元，招待70位高層主管進行SPA之旅，在事件曝光之后，被罵到無地自容的AIG表示，以后將會取消類似出游。

　　美國國會議員：通用需要多少錢才能存活下來。

　　瓦格納(通用汽車CEO)：議員先生，這要看供應商和市場情況來定。

　　解說：而乘坐豪華私人飛機去華盛頓求援的通用汽車CEO瓦格納則被媒體諷刺為“從豪華飛機上走下的乞丐”，壓力之下，瓦格納再次去華盛頓時，不得不低調地駕駛一輛普通汽車前往。華爾街高管們的這些種種行為不斷刺激著金融危機下已經很脆弱的美國大眾神經，難怪奧巴馬的”限薪令”一出，就立即得到了美國民眾的普遍支持。

　　卡邁隆·羅素：趕上這次危機確實是件不幸的事情，在這種時候人們就不能太過自私了。

　　查爾斯·哈西：這是個不同尋常的時期，形勢很急迫，大家齊心協力就能改變局面，在這樣一個關頭要求他們(公司高管)做出點小小的犧牲也是應該的。

　　解說：“限薪令”能否限制住華爾街高管，還有待時間考驗，不過奧巴馬就任演講時說過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所有人牢記，那就是偏袒富人國家的繁榮無法持久。

　　主持人：王先生，我們來看奧巴馬說的一些話，他用詞用得都比較狠，比如說這是一個恥辱的事情，另外一個，這是極度不負責任的事情。我們當然可以體會到，因為新任總統奧巴馬，他上任之初就面臨著一個爛攤子，他自己甚至放出狠話來說，如果我這個第一屆任期我解決不了這個經濟問題的話，我第二屆我就不尋求連任。

　　我們可以理解他這種急迫的心情，但是除此之外，您分析，他用了這么狠的詞還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王錫鋅：　面對這種經濟爛攤子，像政府要出面救市。奧巴馬現在正在爭取7000億美元資金的第二部分用來救市，那么這時候是動用公共財政，動用納稅人的錢來救助這些企業，假如你要動用公共財政來救助這些企業的時候，這樣的政策首先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如果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持，民眾要能夠必須看到，這些錢投下去，是真正能夠緩解目前的危機，而不是一方面政府拿納稅人的錢來救助他們，另一方面，高管卻依然可以收到很高的豐厚的紅包，這是從政治上來考慮。

　　第二個方面從社會心理的層面來考慮，如果我們普通老百姓都在節衣縮食，勒緊褲腰帶來渡過這個困難期，而高管依然可以高枕無憂，那么這時候社會的反差，這種事實的反差會帶來巨大的心理的失落和不平衡。

　　最后我們看，從道德方面來看，奧巴馬在他的多次講話當中，一再強調責任，責任感，他強調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來應對這次危機，而他指責華爾街高管的時候，他用了極度不負責任。他剛剛在國會也有一個講話，那些接受納稅人的資助的企業有責任不過奢華的生活，一再強調責任。那就是在應對這個危機的時候，如果政府出手，那么那些被救助的企業的高管也應該表現出社會的責任感和道德感。

　　主持人：其實我們看奧巴馬他給這些華爾街高管的，這些接受援助高管的”限薪令”的同時也有一系列的其他限定措施，比如說剛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你在接受援助的期間，你的個人的花銷情況是什么樣的，你的交通設施是什么樣的，你甚至有沒有去洗那個所謂的SPA，你有沒有到娛樂場所消費，你甚至辦公室的裝修情況是怎么樣的，也就是說這是一整套的整個的監督體系，我要看我這筆錢花出去了，花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樣的。

　　王錫鋅：對，因為納稅人的錢財投下去，有公共財政來對這種私人的企業進行救助，當然涉及到信息公開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層面上。如果從第二個層面上來看，我們如果說要保證你負責任的，大家一起同舟共濟，也必須保證這個過程，每個細節都要公開，這是在執行的技術方面必須要能夠讓公眾相信這些錢財是用到了適當的位置上。

　　主持人：關鍵是你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我作為納稅人我必須得知道我給你的這些錢到底救在什么上了，我不能說我花錢讓去洗澡去了，那可不行。

　　王錫鋅：對，不但何以重建這種信心。

　　主持人：我們再來看美國的這種制度，就是”限薪令”的同時，政府允許企業以一種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向高管發放額外的獎勵，這些股票只能在納稅人提供的這些救援的資金，在全部以現金形式兌換之后，這些股票才能套現，您怎么看待他們這種制度？

　　王錫鋅：我覺得這里體現了一種對企業高管，既對他們有所限制，讓他們有所克制，同時也對他們有所激勵，在激勵和限制之間要尋求一種平衡，一方面我對你的薪水進行一個最高限度的限制，另外一方面我也可以讓你有一些激勵的方案，但這些激勵的方案不能夠在你一方面拿著納稅人的錢財來所謂的共渡難關的時候，又同時來兌現這些高額的回報，所以它是一種平衡。

　　主持人：這是一個比較巧妙的制度設置，就是說不是說一棒子把你打死，還是讓你看到只要你把這個錢還干凈了，我還是給你這些現金回報的。

　　王錫鋅：它是胡蘿卜、大棒一起使。

　　主持人：我們再來看這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奧巴馬總統的”限薪令”一出，很多業界人士就說了，你這招限制不住那些聰明人，因為華爾街的高管全都是一個個比誰都聰明的人，你可以限制他們50萬年薪，但是他們可以再生出來其他的這種一他可以有其他的途徑繼續掙錢，二，會造成人才流失，您怎么看待各方面這種擔憂。

　　王錫鋅：其他的層面繼續掙錢，這個可以從操作的細則方面來加以控制，剛才比如說我們講到的，從信息的層層披露公開，這方面可以進行有效的控制，但是您剛才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在自由市場上，人才本身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因此如果我這里薪水太低，當然有一種擔心就是，大家跳槽，跳到薪水更高的地方。這種情況完全有可能發生，而且在美國國內有很多人對奧巴馬這種”限薪令”提出懷疑，主要也是基于這個原因。

　　但是我們剛才都注意到了，其實奧巴馬總統在強調這個”限薪令”的時候，他一再強調企業家的道德責任。比如說民眾強調，你不能過于自私，大家在艱難時刻你也需要做出犧牲，不能自私，做出犧牲，他強調了一種道德感。奧巴馬總統也多次強調責任這個概念。

　　所以的確存在這種所謂的人才流失或跳槽這樣的一種風險，但是我們也始終需要看到在困難的時期，企業和企業家的責任感，其實也是這個社會凝聚力，以及它整體的道德感的一個核心的要素。

　　主持人：其實說到人才流失這個問題我倒覺得這可能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對于華爾街這些人來說，如果沒有分紅的刺激，他們也許就沒有動力去繼續往前走。但是現在經濟形勢普遍不好，而且失業率普遍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沒有這種高額的分紅的話，那么找一份普遍工作都那么難，我覺得人才流失在這個時候談起來的話也不是那么嚴重。

　　王錫鋅：對，它的預期會下降。

　　主持人：沒錯，您怎么看待就這樣一種經濟形勢下，在美國一個高度市場經濟化的國家，由政府最高首腦提出這樣一個怎么一個”限薪令”的問題。

　　王錫鋅：首先是要讓政府動用納稅人來救市的這樣一種方案得到民眾在政治上的支持，因為政府所有這種重大的公共政策需要有政治上的支持作為基礎。當然另外一方面我剛才也講到了，還是需要社會心理上大家有所認同。

　　主持人：您現在收看的《新聞1+1》，剛才我們在演播室分析了剛剛推出不久的奧巴馬總統的”限薪令”，接下來我們就會繼續關注發生在我們國家的國泰君安的百萬年薪事件。

　　主持人：看來天下的高管都希望自己的年薪拿得高一些，美國如此，中國亦然，我們再來看中國。在2008年A股市場普遍挫折，然后交易量迅速下滑這種情況下，作為我們國家首屈一指的券商國泰君安居然拿出了這樣的一份成績單，它用大幅提高薪酬以及福利費用到32億比年初的預算20億提高了57%。那么人們不禁要問了，你的名字叫國泰君安，但是國不泰君何安，我們不妨看一下國泰君安的事件。

　　短片2:正當美國總統奧巴馬為華爾街金融機構把184億美元的政府拯救基金，當做年終分紅分發給職員而怒氣未消的同時，國內一家媒體也披露了一條令人震驚的新聞：在證券業全面退守、千萬股民深度被套的情況下，國內最大券商國泰君安去年的薪酬福利支出卻比年初預算猛增了57%，“超額完成發錢任務”12億元，人均薪酬高達100萬元。

　　《每日經濟新聞》這篇報道的新聞線索來源于記者獲得的國泰君安總裁去年年底給所有員工發送的《工作總結報告》，在這篇報告中，國泰君安證券2008年的薪酬及福利費用高達32億元，遠遠超出公司年初預算數的20.41億元。而目前國泰君安員工數大約在3200人左右，平均每個員工去年獲得的總收入接近100萬元。在2008年國內各家券商業績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國泰君安是如何取得如此驕人業績來提高員工平均收入的呢？

　　這是國泰君安2008年主要業務預算完成情況的統計表，上面清楚地顯示，國泰君安2008各項目實際收入情況較年初預算的完成率普遍不高，其中主要的項目都低于年初預算數，其中證券投資部2008年虧損1.44億元，完成率為-9%。這樣一來，國泰君安天價薪酬的合理性更加遭到了人們的質疑，更有媒體和網友對國泰君安逆勢大幅提升“薪酬和福利待遇”的行為進行了深入討論。(網友評論)

　　記者在調查中還發現，國泰君安很多普通員工表示去年并沒有拿到100萬元的收入，那么高達32億元的薪酬及福利費用到哪里去了呢？對此，昨天國泰君安發布的“澄清說明”也沒有給出回答。一位券商分析師表示，普通員工拿不到那么多，背后可能就是都被公司高管拿走了。

　　如果國泰君安是一家私人公司，高管拿高額工資倒也無可非議。然而，國泰民安的第一、二、三大股東分別為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中央匯金公司和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也就是說，它是一家國有控股的證券公司。有評論認為，如此“瓜分”難道不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嗎？

　　統計數據顯示，最近三年，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平均年增超過20%，金融企業的高管2007年薪酬增幅更是超過了200%。其中去年創下巨虧的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2007年6200多萬的稅前收入曾引發了媒體的廣泛討論。而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和媒體公眾的壓力下，也有一些企業高管主動降薪，比如東航在獲得國資委巨額注資之后就宣布中高級管理層減薪10%至30%，但國泰君安事件的曝光還是表明仍有部分金融高管領著天價薪酬這一事實。

　　實際上，從去年年底開始，相關部門針對企業高管的薪酬問題陸續出臺了一些限制措施。在去年12月15日召開的央企負責人會議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要求，央企要減薪不裁員，歇崗不失業，同時還強調，如果企業要降薪，首先就應該降負責人的薪酬，然后才能開始考慮降職工的薪酬。

　　李榮融：緊日子首先從自己做起。業績升、薪酬升；業績降、薪酬要降。

　　今年1月24日，財政部也下發通知，要求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規范薪酬管理，合理控制各級機構負責人薪酬。通知中尤其強調，“要堅決防止脫離國情、當前經濟形勢、行業發展以及自身實際發放過高薪酬。”人們關心的是，在國泰君安的新聞曝光之后，該事件會有怎樣的走向？還會有類似不合時宜的天價年薪的新聞出現嗎？

　　主持人：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新浪網做的調查，針對國泰君安的這個事件。

　　數據顯示，國泰君安員工2008年人均薪酬過百萬，怎么看這個薪酬，有將近9成的人說過高，我們再來看，奧巴馬說，華爾街高分紅可恥。那您怎么看中國金融業員工的高薪，也有將近9成的人認為這也是可恥的行為，也就是說，天下的高管的心態是一樣的，天下的老百姓、納稅人的心態也都是差不多的，您怎么看這個調查結果？

　　王錫鋅：我覺得這普遍反映出民眾在他們勒緊褲腰帶的時候，面對高管獲取高薪一種強烈心理上的抵制，他們的這個態度我覺得比較切合當時現在這種巨大的心理反差。

　　主持人：我們接下來不妨也聽聽一位財經評論員葉檀她是怎么看的，接下來我們連線葉檀。

　　葉檀(財經評論員)：

　　你好。

　　主持人：葉檀，我今天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說，國泰君安它是制度性分紅，而不是依靠自身的經營能力而盈利分紅，您為什么這么講？

　　葉檀：其實是很清楚的，現在從這個券商來看的話，我們從國泰君安拿高薪，其實其他很多券商也是拿了高薪的，從現在披露的情況看。我們以國泰君安為例的話，它基本上去年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它有兩塊主要的收成，一塊是來自他2008年上半年他做法人股，包括公司化法人股得到的一大筆的厚禮，大概要接近40億元，是主要的一個來源。對于各個券商來說，大概占大比重的是一個傭金的收入，那我們來分析這兩塊它的收入的話，其實法人股低價高拋是一個制度性的紅利，那么傭金過高也是一個制度性的紅利，這兩塊紅利都說明了它享有政策的優惠，而不能證明券商的競爭能力、盈利能力是非常強的。

　　主持人：這說明不說明他們的道德問題呢？

　　葉檀：現在很難說是一個道德問題，因為我們知道券商高管高薪的話是受到各方面的制約的，因為不僅有一些國資委或者是央行銀監會有關方面的制約，而且它還受到上市公司的制約，它還有一些窗口指導的原則，就像國泰君安一樣，它這次具體的部分有可能不是它實發的部分，但是無論如何也說明它的薪酬比較高。因為你既然給了我制度性的紅利，那我就索取這部分制度性的高薪。

　　主持人：說到這兒，葉檀我想問一下，如果它不用來自己分紅的話，這筆錢，這個制度性的紅利，它可以用做什么？

　　葉檀：可以為將來企業的發展壯大所用，作為它的自有資金。還有一塊的話，政府可以來收取一定的稅收，也就是說，政府有稅收的形式來平衡整個社會的這么一個貧富的狀況。

　　主持人：葉檀，請你用你的分析給我們解釋一下，國泰君安這件事情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

　　葉檀：國泰君安這件事情的話，其實它有兩塊，我覺得國泰君安是一個典型案例，就是說在國有控股的這些企業里面，大家都不能忽視的是這么一個情況，第一，它的市場的競爭能力和它從行政那兒得到的優惠，這兩塊是無法分清楚的，所以我們對于國企高管，它領取的高薪，到底是他經營能力強，還是因為他擁有行政權力，我們無法分清，這是一塊必須要分清的。

　　第二，我們很多的大型的企業它都有壟斷的地位，就比如拿券商來說，在券商經過改制之后，它這些創新類的券商，它都有一份它的壟斷的經營利潤，這部分壟斷的經營利潤是不是因為它的競爭能力強，是通過市場競爭所得的，又是一塊，所以這兩塊不分清的話，我們就無法判斷這部分高薪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它的盈利所得，它的正常經營能力的所得。

　　主持人：好，非常感謝葉檀，剛才葉檀給我們講了兩個啟示，一個是市場和行政要分開，一個是競爭和壟斷要分開。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國泰君安它這個第一二三大股東都是誰，第一大股東是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第二大股東是中央匯金公司，第三大是深圳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換句話說，這是一家國有性質證券公司，那這種情況下，為什么股東沒有對他們的薪酬進行管理。

　　王錫鋅：股東對薪酬應該是要有一個制衡的，我們講高薪其實通常意義上，高薪本身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如何來定這個企業高管的薪水，首先是要有一個相應的獨立的機構來定，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說了，國企這一塊國有出資人的代表在高管的薪水界定過程中，它的話語權應該說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存在這樣一個重要的話語權的缺失，所以導致的結果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我高管自己給自己定性，所以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很可能更多是一個體制性缺失的問題。

　　主持人：我們從奧巴馬的”限薪令”里面可以學到什么？

　　王錫鋅：奧巴馬的”限薪令”實際上強調的是道德，這是道德和企業家的責任，另外一個在它的政策執行的過程中，需要有一種細節化的可操作的，比如說信息公開，全社會的監督，對我們國家來說，企業高管的高薪問題，特別是國有企業高管的高薪問題，我比較同意葉檀剛才分析中的一個觀點，就是我們講的高薪是否合理，是需要看你所獲得的高薪和你的經營績效有沒有關系，那么在中國，目前的這種體制很難去分清楚我的企業盈利、我的績效到底是我的經營管理有方，還是因為體制給了我這樣的利益，既然你不能分清的話，那么許多高薪你就很難界定是否合理，就很難不讓公眾去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