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約1度電、少坐1公里車、省下0.125噸水……都可以減排二氧化碳15公斤。這是一個叫袁日涉的初三學生向記者展示的公式，而他已為此努力了8年。和這樣的孩子相比，我們的許多地方政府、企業或許該感到羞愧。
11月2日，國家發改委召開了第三季度經濟情況運行情況發布會，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季度，在部分高耗能產品出現回落的同時，一些高耗能行業增長依然偏快。
于是，實行區域限批、污染者付費，建立節能減排“一票否決制”，研究開征環境稅……面對嚴峻的節能減排形勢，中國有關部門實施了一系列“鐵腕”整治行動，向高產值的“黑色GDP”說“不”。
那么，效果究竟如何？
差別電價落實情況不平衡
在節能減排方面，今年上半年形勢并不樂觀。
這是一組令人憂心的數據：
占全國工業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70%的電力、鋼鐵、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業一季度增長超過20%，同比加快6.6個百分點。
全國除北京以外，其他地區都沒有完成2006年單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標任務。
高耗能行業盲目發展現象再次抬頭，使得礦石原料對外依存度本已很高的部分冶煉行業，出現“等米下鍋”局面。
“雖然節能降耗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但任務仍很艱巨。”國家統計局負責人介紹，為遏制高耗能行業盲目膨脹，發改委2006年9月發布了對電解鋁、鐵合金、水泥、鋼鐵等8個高耗能行業實行差別電價的政策，明確對這些行業中淘汰類和限制類企業用電實行加價，禁止對高耗能企業實行優惠電價。
然而，這一政策在各地的貫徹落實情況卻很不平衡。有14個省份以競價上網等各種名義自行出臺了對高耗能企業的優惠電價措施。
中國電監會副主席王野平分析說：“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電力相對富余，高耗能企業限制發展的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使差別電價沒有得到很好落實。高耗能產業的一些產品在市場上的需求還比較旺盛，抵消了實行差別電價的效果。另外，有些企業自建的一些小電廠，煤耗高、污染重，也逃避了差別電價的懲罰。”
結構調整還未“傷筋動骨”
目前，中國各級政府已經為節能減排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固定資產投資能耗審查、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對生產和采購節能產品給予財稅優惠和支持、推行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實施差別電價、淘汰落后企業、加快發展服務業等。
但記者調查發現，在不少地方的投資熱中，普遍存在新項目結構偏重、老項目耗能偏多、小項目門檻過低的現象。個別地區為片面追求增長甚至違規出臺了推動高耗能企業加快發展的種種優惠政策。結構調整沒有到“傷筋動骨”的程度，這必然加大降低能耗的難度。
在很多地方，工業項目被看成是“經濟發展的生命線”，關系到地方政府和當地領導的聲望和前程。節能減排則是軟任務，完成差一些不要緊，只要經濟增長快，便能“一俊遮百丑”。正是在這種意識主導下，節能減排在一些地方成了自欺欺人的宣傳口號。
當前一些高耗能行業產量和利潤迅速增長的背后，是部分地方政府違反中央精神和政策，明里暗里支持高耗能企業發展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
令不行、禁不止，成了節能減排的最大癥結。
節能與耗能進入“相持期”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能耗強度增大的歷史階段。”權威專家指出，中國的龍頭產業，如礦產、紡織、冶金、造紙、鋼鐵和化工等幾乎全部是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單位GDP能耗比發達國家平均高47%，產生的污染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幾十倍。更令人憂心的是，很多地區重復上馬粗放型的工業項目。
“我國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正呈現高位波動、時好時差的相持狀態。”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葉如棠分析，以污染物排放總量來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曾出現緩慢下降的勢頭。“十五”中期再度出現的污染反彈，正是相持階段波動的反映。這一階段將延至何時，關鍵就看“十一五”期間降耗減排的效果。
顯然，去年開始執行的兩項約束性指標，標志著傳統經濟向循環經濟轉軌邁出第一步。它需要有一系列技術的、行政的乃至工程的措施與之相配套，客觀上有一個過渡期。
葉如棠認為，企業降耗減排所依托的工程設施的興建，往往要等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能發揮作用，所以在“開局”之年甚至第二年，完成或達到5年平攤的降耗減污指標可能會有難度，但重要的是把基礎工作做扎實。
能耗下降的“緊箍咒”抗衡“GDP崇拜”
國務院去年批復的《“十一五”期間各地區單位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標計劃》顯示，七省(市)降耗標準被調高。事實上，一些能源大省的降耗指標超過20%，有的甚至達到30%。
顯而易見，能耗下降的“緊箍咒”與一些地方經濟發展的“GDP崇拜”形成強烈反差。記者調查發現，不少地方在追求十一五“開局”之年的“開門紅”效應時，行政主導的投資趨熱驟然增多，大部分省區市都把增長指標定在12%以上。
與發展經濟的熱情相比，去年節能減排指標下達后，相應的考核評價體系沒有同步出臺，一些地方政府抱著一種“邊干邊看”的心態，節能減排推進乏力。
“中華環保世紀行”執委會主任何嘉平表示：這幾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大多超額完成，但“環保欠賬”問題為何總是無法解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環保執法不力、企業違法成本太低、缺乏對有關官員的問責。
近年來環保部門在執法行動中見到，不少大污染企業門口掛的不是由當地政府“重點督辦”的黑牌子，而是“重點保護”的紅牌子。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認為，環境指標一天沒有真正納入官員考核制度，就一天不能杜絕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績，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業結合起來，亂上重化工項目，用人民的健康換取極少數人的特殊利益。
“動真格”才能換來碧水藍天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期公布的《OECD中國環境績效評估》報告提出，中國“環境政策實施的最大障礙在地方”，因為“地方領導的政績考核目標、提高地方財政收入的壓力和對當地居民有限的責任與義務，都使得對經濟發展的考慮優先于環境問題”。環境政策的實施缺少有效性和效率。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節能減排與資源綜合利用，這其實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問題的關鍵是，在責任與利益之間，企業心里的賬如何盤算。
面對一些企業的節能減排之痛，專家分析，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方式轉變為效益好、能耗低、污染少的新型經濟發展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用“硬約束”、“硬手段”，才能使經濟增長模式盡快突破目前的“相持階段”。
“能耗高而趨升、污染大而治理不力，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價格機制扭曲。”經濟學家張曙光認為，盡快對資源和能源價格體系進行重大調整，才能引導現有的高消耗型增長方式實現根本轉變。
發改委主任馬凱表示，下半年已確定的政策包括：將理順煤炭價格成本構成機制，推進成品油、天然氣的價格改革、擴大差別電價實施范圍等。中國各商業銀行嚴控高耗能、高污染企業信貸；有關部門將加快淘汰落后生產能力，重點抓好火電、鋼鐵、電解鋁、鐵合金、焦炭、水泥等13個行業淘汰落后產能工作。
中國出臺的一系列調控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效果如何現在仍需觀察，“連環拳”的發力可能仍需加大。(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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