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系列“全球市值第一”的新紀錄正在被中國公司不斷刷新。諸多內地因素導致港股和A股市場聯袂上漲，是促使一些中國公司一躍而成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并非能正確反映上市公司本身，是中國式牛市催生了這一市場奇觀。
本周，中國石油在萬眾矚目之中登陸了A股市場，并一躍而成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其實，近期一系列“全球市值第一”的新紀錄正在被中國公司不斷刷新。例如，工商銀行已超過匯豐集團和花旗集團，成為全球市值最大銀行。還有，中國人壽是全球市值最大壽險公司、萬科A是全球市值最大房地產公司等。在我們為中國公司勇奪“全球市值第一”感到自豪的同時，也不要忘記中國公司價值已被明顯高估的投資風險正在產生與積聚，因為是股市快速上漲催生了這些令人眩目的新紀錄。
我們注意到，目前許多機構投資者之所以敢給這些超級藍籌股這么高的估值，來自于一個難以釋懷的民族情結：中國的經濟崛起，應該在股市中得到充分反映。當然，這些超級藍籌股都是一些寡頭壟斷企業，非市場因素的強力支持使得它們在市場競爭中明顯處于絕對優勢地位，擠壓了其它類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和盈利能力。這些因素導致機構投資者更偏好于從資產估值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些超級藍籌股的投資價值，給予它們過高的估值，漸漸演變成了A股市場中一個新的投資原則。
同樣，政策性因素也是導致這些超級藍籌股價值高估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其中，最為明顯的是“港股直通車”計劃。當宣布“港股直通車”計劃與H股或紅籌股都要相繼回歸A股市場的兩大預期同時產生時，大量資金聚集于港股市場中，通過炒高H股或紅籌股股價，使得回歸A股市場的超級藍籌股定價偏高。從中國神華、中國石油等個股股價在回歸A股市場前快速上漲及其A股發行定價偏高現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影響究竟有多大。
而目前國內基金業的發展現狀也是影響超級藍籌股估值偏高的因素之一。A股市場異常火爆，導致了今年以來國內基金業的非常規性發展。但是，基金業的投資配置方式使得持續獲得的大量資金，被迫配置到實際上估值已偏高的超級藍籌股中。因此，基金業所掌握的充沛資金流，在客觀上影響了目前超級藍籌股股價的持續上漲。
另外，港股與A股市場之間的聯動效應，促使港股股價(包括H股)與A股股價之間出現了“比學趕超”的市場現象。隨著內地資金在港股市場中的話語權越來越大，港股市場已顯現A股化的傾向。例如，港股市場也已不再注重傳統的估值標準，而開始沿襲A股市場中風行的資產重估標準。這樣，H股和A股之間的價差效應，逐漸演變成了H股股價持續上漲的動力，反過來又成為推升A股超級藍籌股股價的上漲動力。
上述分析表明，諸多內地因素導致港股和A股市場聯袂上漲，是促使一些中國公司一躍而成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中國牛市的巨大力量。
這種奇跡也促使我們要分析這個問題：這些超級藍籌股的大部分股份是控制在代表國家利益的大股東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在不同的市場(H股、A股等)中流通，可流通股份的稀缺性和目前投資者(主要機構投資者)的高昂投資熱情共同推高了這些超級藍籌股股價。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目前中國股市所存在的問題和特征。盡管變化了的估值標準導致了這些超級藍籌股股價的持續飆升，但股價上漲并非能正確反映上市公司本身。其實，中國公司的實際競爭力遠遠沒有像其被高估的市值那么強大。這也暗示了這些超級藍籌股的投資風險或股價泡沫已經產生或積聚，并反映了以藍籌股為主導的A股市場泡沫化特征已非常明顯。
當然，我們還可以透過一些數據分析來認識這一問題。例如，回歸A股市場的中國石油公司的市盈率約為50倍，而英美石油公司的平均市盈率約為10-12 倍；工商銀行的市盈率約為33倍，而匯豐銀行的市盈率約為14倍；A股證券類公司的平均市盈率約為40-50倍，美國證券類公司的平均市盈率約為11倍；A股保險類公司的平均市盈率約為50倍，美國保險類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僅為11倍。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公司具有體制性(包括寡頭壟斷和非市場化因素)的溢價能力，市盈率高于國際同行的市盈率水平是正常的現象，但問題是如果市盈率水平遠超國際水平是否合理？如果要說合理的話，這只能是從中國式牛市可以催生這些超級藍籌股股價飆升中找到解釋的某種理由。
這說明，目前一些中國公司一躍而成為所屬行業的“全球市值最大公司”，并非說明一些中國公司的實際規模或盈利能力有足夠大，且超過了國際同行水平，恰恰反映的是國內過剩流動性、政策性因素和機構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等導致了一些超級藍籌股的中國式強大，但這些公司離真正強大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此，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要認識到催生一些中國公司不斷刷新“全球市值第一”紀錄的最直接原因是中國式牛市，而非公司本身。這種幻覺的背后也潛伏著未來中國股市的一定投資風險。(樂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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