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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居民消費水平怎樣提高

　　改革稅率制度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　建立工資制度保障低端勞動者收入

　　眾所周知，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穩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提高普通居民的消費水平。要讓人們樂于消費、敢于消費，關鍵的措施就是提高居民的收入，讓老百姓的口袋鼓起來。不久前，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表示，中國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減輕中低收入者稅負

　　今年，關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的關注熱點，工薪納稅人呼吁提高個稅起征點，而大多數專家們則持反對意見，認為單純上調起征點，中低工薪階層減負并不明顯，高收入階層相對更受益。

　　那么，有沒有一個新的路徑，能通過減輕中低收入者稅負來增加他們的收入呢？

　　經濟學家樊綱認為，個稅調整應該落腳在稅率累進制度上，可以通過改進現行所得稅稅率來減輕中等收入階段的稅負。在高收入那個層面應該繼續高稅收，低收入繼續低稅收，而在中等收入的稅收要讓出來，降下來。可以將現在的九級累進所得稅率適當簡化，比如把5000元—40000元的應納稅所得額，調整為統一實行15%的稅率。這個范圍包含了大多數的中等收入階層，統一實行較低的稅率符合國際慣例，有利于形成橄欖形社會結構。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前不久提出：“國家應從三個方面來提高居民收入：一是增加減稅幅度。今年，我國對居民收入減稅共2200億元，明年最少要提高到5000億元的水平；二是退稅。義務教育本來是免費，但義務教育正成為不少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主要原因就是多達萬元的擇校費。教育費用是否可退稅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三是要提高個稅起征點。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涉及國家稅收和居民個人收入，下一步，應該繼續提高起征點，減少國家財政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同時，個稅起征點的制定應考慮到地域問題。”

　　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

　　居民收入主要是勞動報酬，其次是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由兩部分構成，動產收入和不動產收入。動產收入是指股票、債券、利潤、利息等，不動產收入就是房子、土地等。

　　中國勞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指出，提高居民收入，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的居民有機會擁有財產性收入，也就是讓那些目前還沒有財產性收入者包括城鎮的低薪人員和農村的農民，也能夠有機會、有條件獲得財產性收入。做到這一點，既能增加居民收入，又能擴大我國中等收入者群體，讓廣大群眾更好地分享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成果。　

　　魏杰指出，現在居民收入中的財產性收入太低了，所以老百姓的收入增長不了。研究發現，美國居民收入里有40%多是財產性收入，勞動收入占50%左右。而我國老百姓的收入里面，財產性收入只有1.8%。要提高財產性收入，就要提高動產收入和不動產收入，那就必須發展資本和房地產這兩個市場。

　　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

　　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對于拉動全國市場非常重要。目前，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中，來自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已經達到了34%，說明要增加農民收入，必須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崗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許光建提出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擴大農民的消費創造必要的條件。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增長長期緩慢，既有收入水平過低、增長過慢的原因，也有消費條件的制約。由于許多農村缺乏自來水設施和足夠的電力，某些家用電器就無法正常使用，冰箱、洗衣機這些在城鎮生活的必需品，在農村的普及率還很低。

　　另外，要積極改善農村消費預期。人們在安排收入的使用時，都會考慮到今后養老、看病和子女上學等方面的需要，由于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還比較窄、藥品價格和醫療費用不斷上漲以及從小學到大學的相當昂貴的教育支出，嚴重地制約了農村居民的即期消費欲望。

　　建立工資增長機制

　　蘇海南認為，居民收入比重的提高，主要靠勞動報酬的提高。而現在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其原因較復雜，包括分配制度不健全，我國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供大于求，普通勞動者在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資本很容易壓低他們的價格獲得更多的利潤，市場競爭影響等。所以需要制定有關法律、政策來完善分配制度，調節勞資之間的關系，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維護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益，千方百計提高居民收入。

　　有專家提出，在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方面，首先應該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職工工資增長的根本途徑。目前，尤其要創造條件推行區域或行業工資集體協商，解決勞動者不敢談、不會談的阻力和壓力。其次，要結合貫徹《勞動合同法》落實關于同工同酬的法律規定，讓廣大農民工與城市戶口的勞動者在同樣崗位、同樣工作任務和同樣勞動業績情況下獲得同等勞動報酬；同時，在國有企業中應該建立普通職工與企業效益、高層管理崗位工資聯動增長機制，防止出現差距過大。(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