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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繼7位西方記者在阿富汗采訪殉職后，又有3人在采訪途中失蹤。這使國際社會對在當地的記者命運給予高度關注。雅克·蓋茲是法新社派往阿富汗的第一位攝影記者。他在美國打響軍事反擊戰第一炮數天后趕到阿富汗，并在當地連續采訪了6個星期，拍攝了300多張珍貴照片，也成為迄今為止采訪阿富汗戰事時間最長的西方記者之一。蓋茲在返回巴黎一周后，在法新社總部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以下是對其口述內容的整理。

　　臨危受命———3天后出發

　　“9·11事件”后，美國將本·拉登視為第一嫌疑人，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規模軍事部署，重兵壓進阿富汗。盡管當時還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本·拉登是美國恐怖襲擊事件的元兇，但我們知道戰爭已經在所難免。作為世界3大新聞社之一，法新社對這種重大事件都會派出記者。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社里報名，要求去阿富汗前線采訪。9月底的一天，攝影部主任告訴我，準備3天后出發，我便成了法新社第一位被派往阿富汗的攝影記者。

　　接到命令后，我同家人打了招呼。要知道，法新社的攝影記者可以說是整個社里活動范圍最廣的一群人，三天兩頭在外面跑，原計劃三天回來的經常會延遲兩天，所以我的妻子也習慣了我的工作節奏。但這次畢竟是去戰區，妻子盡管表示支持我，但還是流露出一絲擔憂和戀戀不舍。其實，我已經不是第一次到戰地采訪了，科索沃和巴以開戰時我都去過，但阿富汗的情況比那兩處更復雜更危險。那里的民族成份較雜，是一個全球恐怖分子聚集的地方，所以我這次離家也顯得稍微與眾不同一些。

　　出發時，社里只安排我在那里工作3周，沒想到后來一下呆了6周。前幾個星期，我都是單兵作戰，法新社所有有關阿富汗的圖片稿都是我發的，后來攝影部又派了幾名記者。現在我們已有6名攝影記者在當地。

　　輾轉反復到戰區

　　從巴黎到阿富汗要經過塔吉克斯坦。我已在巴黎辦好了阿富汗的簽證手續，但由于巴黎沒有塔吉克斯坦的使館，我先到了柏林，在那里辦好進入塔吉克斯坦的簽證，然后再到慕尼黑，從慕尼黑坐飛機到塔吉克斯坦，這個航班一周只有一次。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后，我遇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還有幾個從中國等東亞國家來的記者。大家都在那里等候去阿富汗的機會。

　　從杜尚別到阿富汗的拉加巴烏丁有兩種方式，一是坐直升機，還有就是坐車走公路。我在那里等了6天后終于等到了一架直升機。我們這架飛機上共有12人，除了英國和法國的電視報紙記者外，還有5名阿富汗官員。

　　從飛機上看阿富汗，除了山還是山，一些城市和居民點都是建在山區之間的低谷地帶，看上去很蕭條。經過一段時間飛行，飛機開始緩緩下降。讓我們沒有料到的是，飛機并沒有降落在一個機場內，而是直接停靠在一個居民區旁邊，10米外就是民房。飛機落地時，螺旋槳卷起的沙土鋪天蓋地，但仍有一些阿富汗人走出來看熱鬧。

　　阿富汗外交部派車將我們接到拉加巴烏丁辦理入境手續。當時同我們一道注冊的有20多個西方記者。當地一官員稱，已有300多記者進入了阿富汗。手續辦得倒是很順利，只花了一個多小時。拉加巴烏丁是阿富汗北方的一個城市，是北方聯盟的領地，從那里到塔利班控制區和北方聯盟控制區分隔的邊界線開車僅需1小時。那天是10月6日，距美國的轟炸還差48小時。

　　衛星是惟一通訊工具

　　在阿富汗采訪有兩個必備條件，就是需要一個好司機和翻譯，否則寸步難行。我們住的地方離邊界線僅有15公里，由于外國記者不被允許進入塔利班控制區，我們只能在這邊采訪報道。不過，我每天都到邊界線去拍照，在那兒可以清楚地看到塔利班陣地的情況。

　　同文字記者不同，攝影記者遇事必須到現場。在那里無法制定明確的工作計劃，每天的行動都帶有較強的隨意性。邊界線長達1公里，為了避免重復報道，我每天去其中一個地方，如今天去機場，明天去一個加油站等。如果遇到轟炸，我就要到離邊界線最近的地方去拍轟炸場面和飛機等。

　　法新社的工作設備比較先進，每個攝影記者都配有一個筆記本電腦和一部數碼相機，通過衛星傳稿。我拍下照片后，下載到電腦上編輯，然后通過衛星傳回巴黎的總社。法新社的客戶遍及全球，且有不同的時差。我們必須在第一時間內將圖片和文稿傳回，以最大限度地滿足各地客戶的需要。

　　當地沒有報紙和電視可看，但我們有隨身聽，可以接收廣播信號，但效果不好，最重要的還是通過衛星上網看新聞。各國記者有時也相互交流一下信息，如果誰的電腦出了問題，我們也相互幫助修理一下，或幫忙發一張照片和文章。

　　除了拍轟炸等戰爭場面外，我也拍了很多當地老百姓的生活、娛樂等內容，尤其是剛去時美國還沒有采取軍事行動，我拍了一些生活照片，還拍了一些當地非政府組織的人道主義援助活動等。

　　我的一些同事說，他們曾被阿富汗人認為是西方派來的“間諜”，我倒是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但有一次被一個小孩拉住，讓我非常頭疼。阿富汗有很多部族，每個部族都各自為政，都有軍事武裝。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游擊隊控制，每換一個地方都需要出示證件。一次，在離拉加巴烏丁6小時路程之外的甲克邦，一個看上去只有15歲左右的小孩不讓我們通過，非讓我們下車。我讓他看我的簽證、記者證等所有證件，我的司機也費盡口舌向他解釋，但他仍執意不肯放行，并故意刁難，要求我的司機花6個小時返回拉加巴烏丁找證件。讓我們進退兩難。

　　50名記者共用一個衛生間

　　阿富汗的生活條件很艱苦。剛開始時，我們50多名來自各國的記者被安排在一塊，每6個住在一個10多平方米的小屋，我的屋里就有葡萄牙、意大利和來自東方的記者，這種條件下完全沒有隱私可言。還有兩名女記者也同大家一樣，沒有任何優待。我們50個人共用一個洗澡間、廁所，還不是隨時都有熱水洗澡，衛生條件很差。后來，我們4個法國記者租了一個房間，每天150美元，雖仍住在一個房間里，但畢竟條件有所改善。

　　剛到阿富汗時，真感覺生計出現了問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知道上哪買。15天后，我們找到了買面、雞蛋、米、礦泉水的地方。如果要買東西，我們就讓司機帶著上城里去，那里的市場一直有賣東西的，在轟炸時也照常營業。

　　我們每天的生活節奏不太一樣，但基本上都是早出晚歸。阿富汗天亮得很早，早上5點鐘太陽就出來了，所以我一般早上6點開始工作，6點半左右就到拍攝現場了。當地光照非常充足，上午7點半到11點的光線最適合拍照。正午時陽光太強，不利于拍攝，我就回去編輯和傳發照片，晚上再回來拍。美軍剛開始轟炸時一般從晚上7點開始，這時的光線非常好。晚飯后，我們記者之間都要相互交流一下今天的收獲，再看看明天怎么做。

　　阿富汗人不認識本·拉登

　　北方聯盟老百姓的勇氣———尤其是在手無寸鐵的條件下顯示出來的戰斗勇氣，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同阿富汗人的接觸中感覺到他們對這場戰爭充滿了信心，認為“美國的軍事援助”可以幫助他們收回失去的國家。

　　當我們在市區拍照時，他們馬上把武器拿出來，以顯示已經做好了打仗的準備。盡管這些武器只是一些普通的步槍、手榴彈、肩扛式火箭炮。有人還現場開槍，讓我們拍照。第一天晚上轟炸時，我們周圍的老百姓全都出來看熱鬧，他們看到美國飛機在天上飛時顯得非常興奮，看到炸彈掉到塔利班的陣地后卷起巨大煙霧，更是手舞足蹈。我的司機還對我說，他相信喀布爾很快就會被收復。

　　還有一個讓我們感受很深的是當地老百姓對死亡的漠視和麻木。他們向我們談起身邊的悲慘故事時，從來沒有一個人流淚，因為他們都習以為常了。鄰居也好，親朋也好，沒有一家不死人的。如果哪家的小孩死了，他的父親談起來時顯得很平常，像談別人家的事一樣。

　　讓我吃驚的是，在問及對本·拉登的看法時，有人咬牙切齒，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故事，也沒有見過他的照片。有一次，在一個避難所同幾個阿富汗難民聊天時，我將印有拉登照片的雜志給他們看，他們沒有任何反應，還是我把美國被襲擊以及美軍轟炸阿富汗捉拉登的故事告訴他們。

　　至于民族矛盾，我的感受同一些媒體的報道不太一樣。阿富汗人有幾個種族，塔利班代表的普什圖人占40%，塔吉克族人占30%，然后是烏茲別克人、哈扎拉、土庫曼、俾路支等民族。北方聯盟確有不少人痛恨拉登，因為他讓很多塔吉克人和烏孜別克人流離失所，而且塔利班在阿富汗干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如讓婦女蒙上面罩，不讓婦女上學等。我穿越了阿富汗的整個北部，所有的婦女都蓋著頭巾。但是這種民族之間的轉化有時又顯得非常簡單。比如，北方聯盟的一些指揮官曾經就是塔利班，而塔利班的普什圖人中也有從其他民族轉化過去的人，有的人為了一點錢就可能轉化立場。

　　想家時心里很痛

　　同其他采訪不同，在阿富汗采訪感受到的是一種真槍實彈的危險。我曾在科索沃和以色列也看到過轟炸場面，但阿富汗的情形要刺激很多。我在邊界線拍照時，看見炸彈從飛機上掉下來，有的在我100米以外的地方爆炸，實在是觸目驚心。我們的住所和活動雖然在北方聯盟控制區，但美國的轟炸偶爾傳出“脫靶”的消息，而且我們的住地離邊境線的距離不遠，四周沒有任何保障。

　　另外，我們的屋里也住著美國和英國的記者，他們都是阿富汗人的攻擊目標，如果誰哪天半夜三更丟一顆手榴彈，這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采訪時，我們看見許多人都拿著槍，誰也不能保證沒有一個人走火。

　　法新社不斷傳出記者在阿富汗殉職的報道。據說又有3名記者在阿富汗失蹤。這些消息讓我們感到很痛心，也更增加了思鄉之情。第一批殉職的3名記者中有兩名法國記者，我都認識他們，在法國時經常合作，其中一名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的同事同我住在一個屋里。當我們聽到他的不幸消息時都非常難過，也為他們的家人感到擔憂。

　　我自己有6個孩子，同前妻有3個，同現在妻子有3個。在阿富汗時，我有時晚上睡覺前拿出他們的相片來看。戰地采訪讓人的心情很復雜，白天奔波勞累來不及想太多，晚上靜下來時有很多東西會浮現在腦海中，最多的就是親人。我想這種想家的感覺，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疲倦和單調，另一方面就是對這種可能出現的危險的預測。當然，我在阿富汗時盡量不想這樣的問題，但這是客觀現實，已經在我們的同事和朋友身上發生了。

　　另一點我想提的是，對于我們這些戰地特派記者，法國政府沒有任何補貼。無論去阿富汗還是去愛麗舍宮采訪，我每天拿的工資都一樣。所以，我們的工作沒有任何經濟誘因。

　　(摘自:《中國青年報》 記者：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