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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陶嵐

　　在人們的印象中，一提起歷史學家，總以為他們就是埋頭于故紙堆，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尋找著自己別于他人或者尚未有過的發現。而雷頤卻不一樣。和每一位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學者一樣，他總是關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現實，而作為專攻近代史的學者，他又總是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與實際生活結合起來，以歷史的經驗教訓作為現實的一種提醒。

　　雷頤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從二十多年的學術研究中，他體會到，歷史是一面鏡子，它會讓我們對社會問題的看法變得更深刻，歷史也是最容易被遺忘的，而忘記歷史，就容易重犯錯誤。他自己作為歷史學家的使命，就是不斷提醒人們的記憶，拒絕遺忘。

　　　　　　多篇文章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

　　這些年來，雷頤發表了大量的專著、譯著和論文，其中許多學術觀點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注意。

　　我想象中的歷史學家大凡都是一副老學究的模樣，戴著深度眼鏡，面容清癯，頭發花白。當我見到雷頤的時候，我改變了這種陳見。他中等身材，身著紫紅色的甲克衫，眼鏡也戴，但沒有那么深的度數，頭發向腦后梳去，頗有藝術家氣質。只是他并不是很擅長言辭，我想總是因為說得少想得就多，他一定是把自己的思考都用文字寫下來了。

　　雷頤說：“從我的第一篇論文發表到現在，二十年過去了。這二十年里，我從二十幾歲的大學生成為四十多歲的專業研究人員。從青年到中年，這是人生最為充實、重要的階段。這二十年里，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取得成果的時期。這個社會轉型期，也是一個創造歷史的時代。作為這個時代的旁觀者，記錄者，能夠把我的思考融入歷史的創造之中，我是幸運的。”

　　深入的觀察，嚴謹的思考，雷頤不停地抓住這些思想的火花，寫下他獨特的觀點。他在《被延誤的現代化--晚清變革的動力與空間》中認為，一八四0年的鴉片戰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優于自己的外來文明的挑戰。這次戰爭，迫使中國帶著深深的屈辱開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蹣跚而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艱難曲折，不僅因為它是外來、強迫、后發的，更是因為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這個挑戰實際是“現代化”開端的意義竟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代化”的機遇。這種主動權的自我丟失不僅使大清王朝最終覆滅，更重要的是使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被大大延誤，屢受重挫。

　　在《從“劣中之劣”到“優中之優”--新中國發展模式選擇的歷史反思》中，雷頤指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從批判“鞏固新民主主義”到“一大二公”高度集中、高度計劃，再到“不平衡經濟發展戰略”、“以階級斗爭為綱”，實際選擇了一種“劣中之劣”的模式。而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新時期”，改革的過程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尊重客觀經濟規律”發展到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則是一種“優中之優”的模式選擇。

　　在《中國現代的“華夏中心觀”與“民族主義”》一文中，雷頤認為，對正處社會轉型之中的中國社會來說，現在更為重要的是汲取其他文明中有益的東西(不是對抗，不是簡單說“不”)，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制度文化，不必擔心因此會被“他者”所“化”。向“他者”學習不僅不會喪失自我，反而強化自身。更重要的是，以一種健康、平和、開放態度對待其他文化，是世界和平、人類進步的重要保證。

　　雷頤說：“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發展模式的研究，使人感到歷史的啟示的確深刻。”

　　　　　　從個人家庭遭遇反思社會變化

　　祖籍湖南的雷頤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從事煤炭工程技術工作，四處遷移。他生在武漢，后隨父母搬到河南，在鄭州讀完小學、中學。

　　雷頤的父親以前在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前，離開香港，回到內地，滿腔熱情地投入國家的建設。因為這個所謂的“歷史問題”，他沒有逃過“文革”的劫難，被清理出階級隊伍，關進牛棚。幼年的雷頤是一個很老實、很膽小的孩子，只知道學習，是那個年代典型的“五分加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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