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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休假，乃是公司讓雇員離職一段時間，提醒他們：公司缺了他們照樣可以運營。”美國報紙專欄作家厄爾-威爾遜(Earl Wilson)寫道。
《金融時報》莎拉·默里(Sarah Murray)撰文說，這段話看起來似乎既可以從正面理解、又可以從反面理解，取決于你在大西洋的哪一邊生活。因為，對待休假的態度，正是歐洲和美國雇員的工作生涯中最具差異的一個方面。
在美國，員工固然非常珍視休假機會，但他們會用零星的休假來延長圣誕節或感恩節等國定假日，而不像許多歐洲人那樣，一次休假很長時間。
工作生涯的某些特定方面在全球仍然非常重要。咨詢和科技服務公司埃森哲(Accenture)發現，所有雇員都很珍視培訓和發展。“我們的員工之所以認為埃森哲是個很棒的就業選擇，大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埃森哲全球人力資源負責人吉爾-斯馬特(Jill Smart)說道。“對于這一點的關注，全球各地沒有太大差別。”
同時，斯馬特指出，美國雇員更為經常地要求能夠在家工作。她說：“我們的員工大部分時間與客戶在一起，但在周五，當他們拜見完客戶回家之后，他們能在‘虛擬空間’工作，而且他們在技術上配備齊全。”
“而在英國，人們會認為，在不拜見客戶的時候，他們全都應該在辦公室里呆著。”對于什么是“好的工作環境”，歐美雇員看法上的差異主要源于地理因素。例如，美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雇員的流動性很強。這意味著美國雇員對工作中社交機會的要求要高于歐洲雇員。企業的應對之道是，建立社交網絡，舉行大量辦公室聚會或集體活動。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斯特恩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管理學副教授巴蒂亞-維森菲爾德(Batia Wiesenfeld)表示：“這些措施在美國企業中很管用，美國人很歡迎那種帶有健身設施和餐廳的辦公環境。”
“在歐洲，人們通過家庭來滿足自己的社交需求。他們傾向于居住在自己長大的地方，這樣，他們的身邊有很多同學和朋友，不需要通過工作來拓展社交圈子。”
美國雇員對他們工作場所的很多看法，都源于美國的歷史發展。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這是美國雇員非常看重的東西。與多數歐洲國家不同，美國沒有國家出資的醫療體系。
他們的擔憂反映了整個國家的擔憂。調查機構蓋洛普(Gallup)的調查顯示，美國人最怕的事情之一，便是有朝一日面對天文數字的醫療賬單。蓋洛普稱，美國人對此的恐懼程度，甚至超過對癌癥、艾滋病或肥胖的恐懼。
美國的發展道路，也影響到美國人的就業態度。在美國歷史早期，隨著 “西進運動”的開展，聯邦政府只是一個遙遠的概念，迫使人們在醫療和其它服務方面依靠自己。
這可能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美國人更具有獨立精神。維森菲爾德教授認為，正是這種精神，塑造了美國雇員對好工作環境構成要素的看法。她說：“美國人更具有企業家精神，也更能容忍不確定性，而在多數歐洲國家，人們在不確定性面前猶豫更多。”
只要看看最近發生在法國的示威活動，就能找到這樣的例子。法國政府原本計劃為26歲以下的勞動力引入靈活的勞動合同，以減少年輕人的失業水平。但學生及工會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反對政府的舉措。最終，法國政府被迫放棄了這項主張。
維森菲爾德表示，美國工人所具有的企業家精神，意味著他們更愿意承擔責任。舉例來說，對制造業工人而言，這可能意味著實行計件工資。在管理層面，這體現在賦予工人更多的責任，并讓他們參與決策。
“在意大利，一些公司在實行這種授權政策時遭遇了困難，” 維森菲爾德教授表示。“員工們對此表示反對，公司與工會之間也鬧出矛盾。”
對雇主和工作場所的不同態度，不僅存在于歐美之間。在歐洲內部，各國之間也大不相同。與其歐洲大陸鄰國相比，英國在某些方面與美國的態度更接近。
例如在德國，公司高管和員工對他們的頭銜和確切職責非常“較真”。獵頭集團海德思哲國際咨詢公司(Heidrick & Struggles)合伙人伊麗莎白-馬克斯(Elisabeth Marx)表示：“他們希望有明確的職位描述。而在英國，這方面非常靈活。”
隨著公司更加全球化以及全球員工流動性更強，有些差異可能開始減小。由于公司高管要與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士打交道，因此他們對各個國家的不同工作習慣將更為熟悉。
“全球公司正在吸引特殊類型的員工，他們可能不具備自己國家的特色，因此你會看到公司文化壓倒國家文化，” 維森菲爾德教授表示。“它們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現實，而這將滲透到全球化程度不太高的公司。”
（來源：加拿大星星生活周報 第2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