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沖突得不可開交的這個時代，中國完全有可能承擔更積極的促進世界和諧的角色
在中國與美國之間，文化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但中美之間并不像美國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文化沖突那么嚴重，那么不可調和，那么勢不兩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文化是宗教信仰與宗教情懷上相對淡漠的文化，是一種世俗化程度較高的、重視實用理性的文化。西方文明的挑戰主要是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世俗化力量的挑戰。正因為如此，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反應并不那么敏感，那么強烈。從文化傳統來看，現在的中國人的文化母本是儒家文化，儒家相當中庸務實，“敬鬼神而遠之”，并沒有強烈的宗教關懷，更沒有以自己的宗教救世主義去拯救、影響其他民族的心態。
舉一個我自己體驗到的有趣的例子。我到過許多國家，發現近年來西方女子中流行的吊帶衫，輕而易舉地在中國移民及受儒家文明影響的韓國移民、日本移民中流行起來。我到香港，臺灣地區、日本，以及回國后到了新疆、內蒙古，凡是有華人的地方都是如此。相反，我所見到的馬來人、印度人、土耳其人、埃及人以及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的女子中，這種服飾卻很難流行開來。這些民族的女子在大街上總是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雖然天氣非常炎熱。同樣是非西方人，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差別？眾所周知，這種吊帶衫表現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審美意識與理念，離東方人傳統文化理念相距甚遠。為什么華人與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民族的女性能如此輕松地跨越如此大的文化距離，而其他東方民族往往做不到？它表明中西文化之間的沖突的強度，遠低于伊斯蘭與西方之間的文化沖突。
在伊斯蘭民族中，由于反世俗化的宗教信仰十分強烈，因此，他們對西方世俗化沖擊波頗難以接受。雖然西方與伊斯蘭民族的沖突，當中有國家利益沖突的因素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文化沖突。
阿拉伯民族的強烈宗教信仰對生活方式的影響，再也沒有比下面這個生動的例子更能說明問題的了：1978年卡特訪問沙特，下飛機時，突然清真寺鐘聲響起，于是所有迎接貴賓的人們，全都立刻轉而面對清真寺方向匍匐朝拜，他們全都沉浸在高音喇叭的唱經聲中。美國總統只能在烈日之下，在舷梯上尷尬地站立著。而在中國，在迎送貴賓時，肯定不會出現這類故事。
我在新加坡訪問時，正值“9·11”事件前后，一位當地的學者對我說了一句令人難忘的話：中國人恨美國人是恨在表面上，而穆斯林民族則恨在骨頭里。這句話當然說得有些過分，也不夠準確，但一定程度上說明穆斯林國家與西方國家的文化矛盾很深。我想，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雖然有許多精彩的觀點，但他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民族會結盟與西方文明抗爭，這一觀點看來是站不住腳的。其理由就是如此。
正因如此，在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沖突得不可開交的這個時代，中國有可能承擔更積極的促進世界和諧的角色。我們與西方民族與伊斯蘭民族兩者關系都不差。我們希望與世界上所有平等待我的國家交朋友。當然中國人有自己的民族主義，我們在維護自己民族利益的問題上，是說一不二的。
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值得一提，我們的民族主義并非像其他有些民族以宗教使命感作為基礎，我們的民族主義更多地是帶有反應性的特點。只有當我們的生存環境受到挑戰時，我們的民族主義才會被反應性地激活，如果這種外部壓力消失，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會不那么激烈。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想，中國在維護自己利益與權利的大原則下，與美國免不了有斗爭，但求同存異，和平相處，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值得珍惜的。對于實現140年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來說，也是必要的。我們一些“憤青”中的那種激進的、情緒化的帶有歷史悲情性格的民族主義，那種由于信息封閉性被強化的民族主義，將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與開放而逐漸式微。
我們國家經濟上的強大使我們能有更強有力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聲嘶力竭式的悲情，一味排洋的非理性，在21世紀的中國，沒有必要成為我們民族主義的構成部分。我對這一點的預計，可以說比前幾年更為樂觀。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蕭功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