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制定與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至今，我國在半個多世紀中已經制定和實施了十個五年計劃。認真回顧和總結制定五年計劃以及實施國民經濟宏觀管理方面的經驗教訓，對于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體制，是一件意義重大的工作。
計劃經濟時期5個“五年計劃”的幾個特點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學習和實施了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計劃部門在擬訂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制定產業政策和價格政策，監測和調節國民經濟運行，搞好經濟總量平衡，優化重大經濟結構，安排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時也擔負和執行了大量行政審批職能和微觀管理事務。計劃經濟發揮了集中全國力量辦工業的作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初步建立了國民經濟的工業體系，在歷史上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其中的失誤也層出不窮，做了不少“無用功”。
正如《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第七章所歸納的那樣，計劃經濟時期的五年計劃，它們的制定和實施有以下幾個特點：
-五分之四的“五年計劃”未曾面世
從1953年到1980年，我國實施了五個五年計劃，中間夾了1963—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其中，除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外，其余四個五年計劃均未曾正式公布。
-決策的科學化難度大
首先，信息制約帶來了盲目性。信息的不準確、不全、不及時甚至扭曲，常常成為歷次計劃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焦點問題。由于數據不準確，即使拍了板，也經不住推敲和各種變化的要求。加之經濟生活的豐富多彩、瞬息萬變，希望經濟信息能夠及時地包羅萬象，這在20世紀的資訊條件下只能是美好的空想。這也成了計劃工作的最大障礙。其次，決策的形成與修訂缺乏廣泛參預的民主機制。第三，經濟建設計劃服從于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工作，使科學決策受到干擾。第四，需求和供給的可能割裂、投入與產出分家。第五，五年計劃完成情況估價不準確。由于指標多變，計劃完成評估的標準不明，致使計劃的總結往往難以準確。
-計劃實施形式趨于單一
1952年11月國家計委成立時，面對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國家計委實施了多種形式的計劃管理制度。但是，1958年以后，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展，農村經濟中的指令性計劃管理不斷加強，管理形式趨于單一，農民的自主決策和農產品的自由交換微乎其微。當經濟發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調整階段，市場與自由貿易的作用一度得以發揮，適應了市場松動和改進計劃工作的要求，國家計委一度重新提出計劃管理的多元性。這種多元性主要包括：指令性的、指導性的和參考性的計劃相結合；對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計劃要有所區別，對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和事業實行直接計劃，對集體所有制的農業和手工業實行間接計劃。國家對農村公社只下達農產品的收購計劃，并對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業生產指標提出參考性的安排意見。手工業的供產銷計劃，中央只管少數同國計民生有關的重要產品，其他產品均歸地方管理。對于手工業生產單位生產的小商品和農村人民公社、農民個人生產的土副產品，應當在商業部門的統一領導下，運用價值法則，通過供銷合同和集市貿易來促進生產、活躍交流，保證全國生產和消費的需要。但是，國民經濟剛剛恢復，上述改進的方式尚未實施，就進入了“文化大革命”。不僅農民沒有了經營的自主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中的生產隊也失去了自主權。1966年以后，計劃實施形式更單一化了：間接計劃與直接計劃、指導性計劃與指令性計劃已沒有什么區別了。這種情況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到明顯改變。
-微觀管死與宏觀多變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與宏觀多變并行的是企業被管得很死，沒有自我更新改造的能力。20世紀50年代，我國經濟的所有制成分逐漸形成單一公有制，計劃成為資源配置的惟一因素。為了集中財力、物力完成重點項目建設，企業的投資權限受到嚴格的限制，特別是國營企業的自主權微乎其微。
-以“條”、“塊”為特征的整體與局部分割
中央各部門(簡稱為“條”)與地方(簡稱為“塊”)之間的條塊分割，既是當時經濟體制的重要特征，也是制定和實施五年計劃過程中各類矛盾的一個焦點，反映在諸多方面。
-重基建輕技改
為了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和工業體系，分配基本建設投資是計劃工作的重要內容和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然而，技術改造問題也是資源配置中不可忽視的方面，不僅原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工作不應忽視，而且隨著新建企業的大批投產，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但是，由于投資軟約束、甚至無風險，地方與部門追加基建投資對計委壓力很大，使計委不得不將有限資金不斷向基本建設追加；同時，企業缺乏市場競爭的壓力和追逐利潤的激勵，技術進步、更新改造的動力不足，從而加重了“一頭重、一頭輕”的跛足趨勢。這就導致企業“復制古董”，整體技術水平原地踏步，拉大了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從另一方面來看，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計劃工作就具有計劃服從實施的特點。1955年夏天，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執行了3年，計劃實施得比較順利。7月，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方正式頒布。這一過程就體現了這種特點。此后，計劃一再變更的情況，存在于每個五年計劃和大多數年度計劃之中。這種情況既反映了在政治經濟形勢驟變的背景下，中長期計劃的管理與實效有限，具體數字很難有理想的預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計劃工作比較務實的特點。
市場經濟時期5個“五年計劃”的幾個特點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大轉變時期。這種轉變過程可以概括為雙重模式的轉換：一是經濟體制模式的轉變，即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即由過去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實行高積累和外延型發展模式轉變為經濟和社會協調、效益型和可持續發展模式。在經濟運行方面，中國經濟也實現了由供給約束型的短缺經濟形態轉向為需求約束型的買方市場形態。
上述這種經濟體制、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運行常態的根本性轉變，必然導致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實施也發生了相應的巨大變化。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
-五年計劃的基礎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上
計劃管理的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78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在農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體，農民及鄉鎮企業擺脫了政府的直接計劃管理，獲得了經營自主權；在城市，隨著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的迅速發展，以及國有企業的“簡政放權”，特別是政府放松了對市場的控制，主動縮小了指令性計劃范圍，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活動脫離了政府的直接干預，市場調節的范圍越來越大。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和強調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以后，不僅非國有經濟依靠市場調節，政府不再直接干預其經營，而且國有經濟也進入適應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階段。可以說，1992年以后，中國就不再是計劃經濟，不僅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而且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還需要一個較長的完善階段。
-計劃管理逐漸由指定性計劃為主轉變為指導性計劃為主
計劃管理逐漸由脫離實際的指令性計劃指標為主轉變為接近實際的指導性計劃指標為主。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逐漸從微觀經濟管理領域退出，讓位于市場調節，驗證了鄧小平關于計劃只是管理經濟的手段而不是基本制度的論斷。計劃經濟消亡了，但是五年計劃卻依然存在并發展著，政府的計劃管理和行政干預，在維護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前提下，正發揮著彌補“市場失靈”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計劃的制定日益規范化、科學化和民主化
1978年以后至今，我國已經制定了五個五年計劃。與前五個五年計劃相比，后五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顯示出明顯的規范化、科學化和民主化特征。80年代初，鄧小平在總結計劃管理經驗時就提出，我們不僅要總結過去指標過高、急于求成的教訓，還要研究指標低于實際的情況。他說，根據最近的統計，1982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8%左右，大大地超過了原定的增長4%的計劃。前兩年還沒有發生這種情況，1982年是頭一次出現。這里就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的年度計劃定低了，而實際增長速度高出很多，會產生什么影響？對這個問題，要抓緊調查研究，作出符合實際的分析。……總結歷史經驗，計劃定得過高，冒了，教訓是很深刻的，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今后還要注意。
-五年計劃的實施效果有了很大提高
后五個五年計劃與前五個五年計劃相比，有很大的差異。簡單地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第一，前五個五年計劃都是以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目標模式，結果越搞問題越多；后五個計劃，則是以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和市場經濟為目標模式，結果漸入佳境。第二，前五個計劃都是貫徹優先發展重工業和進口替代戰略，實行高積累，結果導致農輕重結構失衡，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明顯改善。第三，前面五個計劃都是高指標，導致經濟緊運行；后面五個計劃則指標普遍不高，而實際執行結果一般都超過。第四，前五個計劃，除第一個五年計劃在蘇聯的幫助下正式形成外，其余四個都沒有正式形成和經人大討論通過；后五個計劃都經人大討論通過頒布，尤其是第十個五年計劃，人民參與程度更高。第五，前五個計劃的特點都是不斷強化政府的經濟職能，政府管得越來越多，計劃管理越來越依靠行政手段；而后五個計劃，則是相反，政府的經濟職能和權限逐漸收縮，讓位于市場，政府由“全能型”向“效能型”轉變。第六，前五個五年計劃的經濟效益，除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效益很好，但社會主義改造的后遺癥也不小外，其余四個五年計劃經濟效益都不理想，經濟增長波動很大。而后五個五年計劃，則表現出政府調控和管理經濟的辦法逐漸走上正軌，水平越來越高，成本也越來越小，促進和保證了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
在這56年經濟體制的急劇變動中，我們既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失誤的挫折。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終于找到了符合中國國情和世界發展趨勢的政府管理經濟的目標和模式，并以此不斷地完善我們的經濟體制、豐富管理經驗。
(來源：北京日報，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