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北京市中關村附近，一個三面透風的墻角下蜷縮著7個流浪乞討人員。
“救助站有飯吃，有地方住，現在天氣這么冷，跟我們回救助站吧。”北京市海淀區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員馮鑫這樣勸他們。
這7個人都拒絕跟馮鑫走。
“去了那兒還是會把我們送回原籍，靠大伙捐款幫助我們，如果收不上捐款，我們照樣挨餓……”其中的一個乞討人員解釋。
“救助站作為慈善機構在全國各地都有。但是，有些地方的救助站每年得到的政府撥款僅有1萬元，主要靠動員公眾捐款來救助流浪乞討人員。即便是愿意奉獻愛心的人，也大多被動地等待募捐通知。”北京市某救助管理站站長告訴記者。
“政府組織的突擊性募捐活動代替了公眾主動參與慈善事業的積極性，這種現象比較普遍。”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中國慈善總會透露，目前，全國私人捐贈不足10億元。
救助資金存在缺口
春節前，記者走訪了北京兒童福利院、救助站、紅十字會等一些慈善機構，發現這些地方的救助資金缺口比較大。
“我們現在的救助資金主要是依靠政府撥款，剛剛能夠維持運轉。也有個別企業、個人捐助的情況，但不是很多。”北京某兒童福利院的負責人介紹說。
北京市海淀區救助管理站同樣面臨著資金不足的難題，如果遇上患有大病的求救者更是為難。
該救助站站長劉長林告訴記者：“一位女博士患了嚴重的精神抑郁癥，整天流浪街頭。進站后，她幾天不吃不喝，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動不動，我們不得不把她送到醫院，4個月里就花了近3萬元的醫療費。要知道，我們站全年的專項醫療費不過是40萬元！”
2005年，海淀區救助管理站的全部開銷大約200萬元左右。除了業務經費外，這些錢主要都用在救助上。
“對于站內日常開支和治療被救助者突發疾病而言，200萬元應該差不多，。然而，一些患有慢性病的流浪乞討人員的治療，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承受能力。”劉長林說。
盡管慢性病不屬于救助范圍，還是有一些求助者來到救助站要求提供治療。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救助站總是進退兩難。“都救的話沒那么多錢，不救的話可能對方不理解。”馮鑫說。
楊小芹是來自河北的一位受助者，每天到街頭乞討，希望能夠討到錢去治療在事故中受傷的左腳。如今，他的傷腳腫脹得非常厲害，腳面上的窟窿清晰可見。
楊小芹無奈地說：“我最愁的不是吃住而是治傷，如果不治，輕則殘廢重則喪命。沒錢看病，不乞討怎么辦？”
政府勸募現象普遍
“2005年10月，為了搶救一位身無分文的16歲少女，醫院先墊上了20萬元。我們懷著能得到社會捐助的希望在報紙上刊登消息。但報紙刊登后，只收到一筆來自浙江的1000元捐款。”在京的一家解放軍某部骨病專科醫院院長告訴記者。
目前，中華慈善總會每年收到的捐贈大約75%來自國外，15%來自中國的富人，10%來自平民百姓。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專項調查顯示，全國上千萬家企業里，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慈善捐贈。
據介紹，美國的慈善捐贈10%來自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85%來自全國民眾。2003年，美國個人捐贈達2410億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占當年人均GDP的2.17%，志愿服務參與率為全國人口的44%。
與國外相比，我國的慈善事業在普及性上還有較大差距。資料顯示，我國人均捐獻款一度僅為0.92元，不足人均GDP的0.02%，志愿服務參與率僅為全國人口的3%。
據相關部門統計，目前，我國每年有近6000萬以上的災民需要救濟，有2200多萬城市人口生活在低保線上，有7500多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還有6000萬殘疾人需要社會提供幫助。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說：“目前，中國慈善事業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公眾參與率較低。無論是公眾的慈善意識還是慈善機構的捐贈機制，都需要積極探索并向國外借鑒經驗。”
為什么中國慈善事業的公眾主動參與度低？王振耀分析，募捐活動的行政色彩濃厚是主要原因。
長期以來，我國的慈善工作形成了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的運行機制，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濃厚，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愿性、獨立性和自發性。
王振耀認為，香港和臺灣傳到大陸的一些慈善理念對我們有借鑒作用。比如，一些慈善家自己背著糧袋拿著衣物，直接送到貧窮人家，不用勞煩政府動員。
民政部進行的一項普通公眾捐贈意愿問卷調查也顯示，盡管我國都市地區公眾參與社會捐助活動的主要形式是集中募集，但有37.8%的受訪者表示更喜歡經常性的自發捐助。
培育民眾慈善責任
“雖然有些人做了善事不愿讓人知道，但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如何宣傳這種善舉現在做得還很不夠。”北京市海淀區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劉文省說。
張興惠是山東濟寧脈管炎醫院院長，曾經榮獲首屆中華百名慈善人物。從報紙上看到海淀救助站乞討者趙廣征患有脈管炎的消息后，他主動提出免費給予診斷和治療。
2005年12月15日，何坤常醫生受張興惠委托來到海淀區救助站，為趙廣征診斷治療。長年流浪的趙廣征剛到救助站，還沒來得及洗澡，身上散發著濃重的異味。但是，何醫生毫不猶豫，自己動手幫助趙廣征脫去鞋子，非常仔細地進行檢查。
“像這樣的事跡，社會應該大力宣傳。”劉文省說。
令人欣慰的是，截至2004年底，成立10年的中華慈善總會團體會員單位已達168家，地方慈善會幾乎遍布全國所有省份和大中城市，有些甚至深入到縣、鄉和居民社區。
為推動中國慈善事業健康發展，民政部去年首次設立“中華慈善獎”，褒揚在賑災、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學以及支持文化藝術、環境保護等慈善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機構和項目。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各地慈善組織正在積極培育民眾的社會責任意識。
此前，南京市慈善總會等33家單位再次發起“慈善一日捐”活動。在指定的兩個月時間里，每個單位自愿捐出一天的利潤，每位市民自愿捐出一天的收入。
南京市慈善總會數據顯示，南京每年的慈善捐款約為1500萬元，絕大部分都是“慈善一日捐”募集而來。2004年，“慈善一日捐”所募集的資金占到全年慈善捐款的75%。
從1999年至今，“慈善一日捐”活動已經進行了7年，累計募集款物1.34億元，受惠人數達78萬，成為南京慈善事業的支柱。南京慈善總會宣傳聯絡部部長胡玲華告訴記者，隨著這一活動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企業捐贈的積極性大大增高，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捐贈或與慈善總會共同組織各種公益活動。有關專家認為，“慈善一日捐”活動的成功表明，政府部門應該逐步退出勸募市場，從慈善活動的勸募主體逐漸演變為倡導者和管理者，培育一批高質量的慈善機構，并給予相關的政策支持和發展空間，為公眾參與慈善事業搭建平臺。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同時表示，捐款之后的免稅問題也值得研究。捐款者應當依照合理標準少扣個人所得稅，從而體現政府對慈善捐款的鼓勵。
目前，慈善捐助的免稅手續有十幾道程序，讓很多捐助者不勝其煩，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捐款熱情。有關專家就此建議，若要實現慈善捐贈自愿原則向自覺行為的轉變，可以考慮給捐贈的企業和個人在稅費上給予優惠政策，并就慈善捐贈立法，利用法律的強制力提高慈善捐贈的積極性。
慈善事業可以反映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善舉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并不僅僅在于拿出的那些錢和物，而是通過這種行為為社會的進步樹立了標識和道德觀，也折射著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與友愛。
將愛心奉獻給社會，奉獻給最需要得到幫助的人，這是善舉的真諦。(據工人日報；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