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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溫州第一經濟強市”的樂清，2003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17.1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37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795元，全市于2003年宣布邁入小康社會。
按理說，這該是個人人盡享平安富裕的地方。“但在無限膨脹的私欲刺激之下，在謀求更大集團利益的過程中，少數富人鋌而走險，不惜花錢買人命。”中國問題學專家胡星斗在分析這些富人犯罪心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
利益不均殺心起 富人鋌而走險
2003年春節，周祖豹在浙江老家為他的兩個兒子同時操辦婚事。正當周祖豹一家沉浸在歡樂中的時候，小鎮上有一輛銀灰色的外地牌照面包車在來回游蕩。這輛面包車并沒有引起村里人的注意，更沒有讓沉浸在歡樂中的周祖豹一家有絲毫察覺。
婚禮過后的第二天早上，周祖豹邁出家門，跨進了停放在家門口的寶馬車，準備讓大兒子開車帶自己去酒店結賬。就在這時，幾名歹徒從那輛神秘的面包車上沖了下來，手持殺豬刀朝周祖豹砍去。周祖豹頓時血流如注，癱倒在地。周家的喜事變成了喪事。
周祖豹是1993年開始在北京做毛皮生意的，經過幾年打拼，他已經成了身家上億的浙江富豪。周祖豹的慘死一時間引起了人們的各種猜測。正當人們議論紛紛的時候，周祖豹的家人不禁想起了3年前周家的另一起命案。當年在北京，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就在周祖豹的辦公室里慘遭殺害，而兇手至今沒有落網。這兩起命案到底有沒有關聯，會不會是出自一人之手呢？溫州警方立即成立了專案組展開了調查。
首先，警方查出車牌號為陜AP2735的面包車車主叫李勃。據西安人李勃交待，他的車是借給了一個叫楊金富的人，而楊金富正是3年前殺死周祖豹侄子周建波的兇手，已經被警方通緝。那么，楊金富是不是殺害周祖豹的兇手呢？經過警方的周密部署，2003年3月，他們終于將躲藏在溫州郊區一間破廟里的楊金富和幾名同伙同時抓獲。經連夜審訊，楊金富終于供認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公安人員在調查中了解到，王偉堅、屠金安和被害人周祖豹早年就結下了仇怨。在1998年時，三人合伙在北京做輔料生意，當時周祖豹投入較多，占了大部分股份，而王偉堅和屠金安兩人共同投資190萬元，占小股份。由于在合作過程中與周祖豹產生了矛盾，王偉堅、屠金安堅決要退出股份，遭到了周祖豹的拒絕。三人在周祖豹辦公室里交涉時，周祖豹的兒子還叫來二三名打手將王偉堅、屠金安團團圍住……
就這樣，雙方積怨越來越深。起初，王偉堅他們也曾想過通過法律途徑把這筆投資款要回來，但是他們認為打官司又耗費精力又耗費財禮，他們耽擱不起。就在這時，一個特殊人物走進了王偉堅和屠金安的視線，他就是在北京靠打打殺殺混日子的黑道人物楊金富。別看楊金富長得不起眼，打架斗毆卻很有名氣。王偉堅和屠金安決定讓楊金富出面，把這190萬的投資款討回來。三方為此還簽訂了一個協議。王偉堅和屠金安把大紅門輔料市場的股份轉讓給了楊金富。
不久，楊金富拿著協議書帶著手下一幫人找到了周祖豹索要投資款。沒想到周祖豹并不吃這一套，多次把闖進市場的楊金富趕了出去。楊金富對此非常惱怒，繼續帶人拿著刀具、魚叉等兇器強行進駐市場，驅趕商戶。當他們最后闖到周祖豹辦公室的時候，卻沒有找到周祖豹，只遇到了他的侄子周建波。周建波在爭斗中當地被打死。眼看出了人命，楊金富逃出了市場，從此沒了蹤影。
而周祖豹在侄子遇害后不停地上告，要求警方抓獲兇手楊金富并找出幕后的指使人。很快，楊金富再受不了這種擔驚受怕、東躲西藏的日子了。2002年11月，他給屠金安打來了電話，說他想把周祖豹干掉，讓屠金安給他50萬元錢。屠金安馬上和王偉堅商量，二人覺得除掉周祖豹可以一了百了，于是他們決定讓楊金富快下手。
楊金富跑到了西安，以西安人李勃的名義購置了一輛小面包車，并網羅了幾名殺手，開始謀劃殺死周祖豹。2002年年底，他們打聽到周祖豹要回浙江老家為兒子舉辦婚禮，一伙人便悄悄開車摸回樂清。經過十來天的蹲守，終于在周祖豹為兒子舉辦婚禮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殺害了周祖豹。
清除“眼中釘” 幾萬元搞定
據樂清市檢察院不完全統計，這些雇兇殺人案件涉及的雇兇者近50人，他們九成以上是個私企業主、富有的村委會主任或機關工作人員。直接實施犯罪行為的120余人則大多來自江西、湖北、四川等省份。
該院分析，被雇行兇者普遍文化程度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且長期處于社會底層，生活一般比較困難，個別人還有仇視社會的心理，因而容易受金錢引誘，有的人甚至還以為生。也因為此，有些雇主原本只是想花幾萬元“教訓”一下“眼中釘”，但被雇者卻不計后果，下手殘忍，往往造成嚴重后果。
如在今年新一屆村委會選舉期間，當地某村一村委會主任候選人本想讓競爭對手在選舉期間受點傷躺進醫院，最后受雇者卻讓對方躺進了太平間。
盡管樂清市檢察機關沒有透露具體案情，但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就在這個月月初，同省兄弟城市紹興也發生了這樣一個案子。紹興新昌縣原人大代表潘春紅(現已停止履行職責)因在村委會選舉時雇兇砍死對手，被紹興市檢察院提起公訴。
潘春紅原為紹興新昌縣新市場村村委主任兼書記、新昌縣第十三屆人大代表。今年年初，因行政區劃調整，新市場村和周邊的后謝村等合并為新市場行政村，并重新進行村委會選舉。潘春紅和原后謝村村委會主任盛某因競選產生矛盾。
為贏取選舉，潘春紅指使外甥楊江等人壓制盛某。4月15日，楊江糾集了約20人，在潘春紅處好吃好喝后，受潘春紅的指使持刀前往后謝村“教訓”盛某。面對挑釁，盛某保持了克制，雙方未發生大的沖突。未料楊江等人在返回途中偶遇盛某之弟，遂將其毆打了一頓。隨后聞訊趕來的盛某和后謝村村民與楊江一伙人發生了沖突，楊江等人手持刀棍對盛某等村民進行砍殺。最終，盛某因多種銳器外力作用致右肺貫通、軀體多處創口導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另有3人在砍打中受傷，其中1人重傷。案發后，當地公安部門迅速抓獲了潘春紅等人。
紹興市人民檢察院則在近日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窩藏罪，對組織、策劃和參與此次事件的潘春紅等15名案犯提起了公訴。
雇兇殺人也是恐怖主義
浙江溫州之所以會較多出現這類現象，首先是私營經濟發達，產生大量的摩擦、紛爭。而沿海一帶自古就存在很強的商業文化，在沒有形成好的市場經濟道德的氛圍情況下，這些地區形成了一種大家向“錢”看的觀念，唯利是圖。其次因為雇兇殺人有很強的隱蔽性，涉及到有錢有權的人，很難進行調查。再者，某些地區存在很強的黑勢力，這些黑勢力很容易被財富利用，鋌而走險。
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就存在一個“誰強就誰對”的潛規則。舊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公開的法律不起作用，打官司費用高，而且在有理無關系、無官員說話的情況下，一些官司不是有理就能贏。于是會出現一些俠客、刺客，來用暴力手段、恐怖手段去解決一些問題。這些不公開的暴力手段延伸到現代社會就是雇兇殺人、恐怖主義。
在計劃經濟的年代，人們經濟水平普遍比較低，雇兇殺人案很少出現。但改革開放以后，一部分人經濟水平提高，富裕起來。有些人在自己的利益與別人發生沖突時會以金錢誘使他人為其殺人。一方面，富人群眾在財富增長的同時，并未接受到與其財富增長相適應的文化熏陶，出于對物質利益、經濟利益的追求，他們的行為比以往任何時期更有可能背離原先的文化價值標準，而他們先天性的法律意識淡薄、市場及利益之爭中衍生出的好勇斗狠心理以及金錢支配一切的幻覺，最終促使他們甘冒風險雇兇殺人。另一方面，被雇殺人者同樣是出于文化滯后的影響，苦于長期處于社會底層、生活困難等現實難題而得不到排解，往往產生仇視社會的心理；而因為文化程度較低、法律意識匱乏，他們更容易受到金錢引誘，甚至以此為生，這正是被雇者“市場”存在的主因。
(文／徐盛楠 周益 摘自《周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