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23日電 臺灣《天下》雜志在12月15日一期刊發以“香港再起”為題的系列報道。其中一篇《阿Sir 香港再起秘密武器》的報道稱，長期下來，廉政公署(ICAC)與律政司在香港市民社會中塑立了強大的公信力，也是香港經濟能持續發展，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
轉載如下：
三十年前，充斥貪污腐敗的香港， 靠什么轉變成今日以守法與效率著稱？ 要具備什么條件， 才能成為港片中讓壞人腿軟的ICAC探員？《天下》帶你直擊香港的防貪核心， 為你揭開神秘面紗。
前年，香港出現一個驚人的案例。香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特首、政務司長下的第三號人物)因為妻子伏明霞(跳水奧運金牌得主)懷孕，換了一臺較大的凌志房車；但因房車購于他宣布大幅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前，被傳媒揭發，香港廉政公署開始調查梁錦松是否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守則。
前程似錦的梁錦松在加稅前而非在加稅后買車，節省了十九萬港幣(相當于新臺幣八十二萬)，但這八十萬卻讓年收入近千萬臺幣的梁錦松主動辭職；因為香港人對公務員操守的要求，不打折扣。
梁錦松的貼身好友，也是臺灣知名的投資銀行家私下向《天下雜志》透露，當時梁錦松正準備發表香港二○○三至二○○四年度政府財政預算，要大幅增加汽車稅，忙得不可開交；但管家在梁司長最忙碌時，提出夫人肚子漸大，有換車需要；“他根本是兩個腦袋處理不同的事，沒想那么多；這么有錢的人不會想去省那幾十萬，”這位投資銀行家說。
香港的廉政公署與律政司是如何撐起它法治的清廉、公正與獨立？
《天下雜志》深入香港，帶你看看真正的阿Sir。
在中環一家停車場的樓上，灰蒙蒙亳不起眼，坐落著令香港人驕傲的廉政公署。
總部大門，石頭刻印的“廉政公署”四個隸書大字，方方正正銘刻在水泥墻上。香港廉政公署的英文名稱為“ICAC”(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顧名思義是以反貪污為目的而存在的組織。
在ICAC首席調查主任吳炳國的帶領下，進入總部，跟著他的腳步左轉、右拐、通過數個細長通道，讓人昏頭；“ICAC像是迷宮，沒人能從這里逃出去，”這位在三十一年前，學校畢業就直接加入ICAC的吳炳國，是ICAC最喜歡的用人典型，“剛畢業的學生很純樸，又有正義感，”身材挺拔、著深色西裝的他，帶著酷酷又神秘的笑容說。ICAC總部里，有許多像吳炳國一樣，一畢業就以調查員為職志的年輕人；調查員里女性比例有35%，或許是探員神秘的特質，她們多數削短發、穿褲裝，不論男女都穿著深色套裝，臉上很少露出笑容，帶著幾分神秘感。
在香港，加入ICAC是很神氣的事；調查員都接受過證人保護以及神槍隊訓練。
二十六歲的鐘智皓香港中文大學畢業，本來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一年多前報考廉政公署。雖然擔任調查主任薪水只有兩萬多港幣(約臺幣八萬多元)，但他覺得，在ICAC可以有較大的貢獻，而且也獲得社會更多的尊重。
有過看港片經驗的人，對于ICAC一點兒也不陌生；香港警匪片中，偶爾都會出現一位阿Sir，伸直著手，拿出他的徽章說，“我是ICAC。”接下來的畫面，觀眾幾乎是可預測的，被盯上的人總手足無措、兩腿發抖，因為只要被ICAC跟上，表示你正被調查中。
而且，香港人都清楚，不論你官做多大、事業有多龐大，沒人能逃避ICAC的監督(No one is safe from ICAC)。
崛起——貪污曾讓市民“苦茶滿杯”
三十年前的香港，充斥著貪污腐敗；ING安泰人壽臺灣區總經理、出生香港的陳丕耀回憶童年時，走在香港的市集，會看到小販交給警察黑錢。“警察每天拿十元，然后回警局一層層的分掉。”有點年紀的香港人都說這是“茶錢”，但討生活的老百姓卻形容這些賄賂警方的錢，對他們而言是“苦茶滿杯”。
一九七四年，政府的貪污使市民的憤怒到了高點，當時的警隊總警司葛柏因貪污，潛逃回英國，被壓抑的市民高呼成立廉政公署。
廉署成立兩個月后，葛柏被引渡回港；當時押送葛柏到法院受審的ICAC前執行處總調查主任黃國梁回憶當日。他說，“直到法院宣判他有罪一刻，我才敢透一口大氣！若當時不能把葛柏入罪，沒人會對廉署有信心”、“沒有廉署，今天香港仍是很落后的地方”。
現在，在香港談到ICAC，本地人或外國人還是肅然起敬；“大家最怕被ICAC請喝咖啡，”香港人、臺南成功大學畢業、現任香港賽馬會行政總裁的黃至剛說。
雖然各國或地區都有類似的調查機構，但ICAC成功的主因之一，是它能擁有獨立的調查權。
立威——不畏權勢勇敢打虎
打擊貪污的成功關鍵，主要是調查單位可以不畏權勢，勇敢打老虎；在香港，這部份，倚靠的是廉政公署的獨立調查，以及律政司的獨立訴訟與審判。
一九八九年，香港前聯交所主席李福兆，被廉署以涉嫌在批核上市申請時受賄為由拘捕，是著名的“打老虎”案例之一。
李福兆所屬“李氏家族”是香港呼風喚雨的四大家族之一，李福兆是第四代。到現在，李氏家族的第五代還在香港法政界扮演重大角色。
廉政公署搜證足夠的證據后，將罪證交由律政司長，由律政司長決定是否提起訴訟。
像李福兆當時的位高權重，律政司同樣提起訴訟；來年，他被判受賄罪名成立，入獄四年。
這種不懼權勢、打擊貪污與不法的精神，在香港履見不鮮。長期下來，ICAC與律政司在香港市民社會中塑立了強大的公信力，也是香港經濟能持續發展，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
公信——引進外來力量制衡
在九七之后，如何維持公信力，有巧妙的機制。
ICAC與律政司都透過引進“外部專業”，避免行政的干預，也避免司法、調查權過度膨脹，確保裁判的公平。
在梁錦松的案件上，律政司請來英國御用大律師韋爾森，以及一位與梁錦松不認識的香港資深大律師祁理士深入此案。最后，兩位都認為不應對梁錦松提出犯法的檢控。
主要理由是，梁錦松當時因妻子懷孕，換臺大一點的車是合理的，并非意圖想避稅或占便宜。
這個法律不起訴決議曾引起香港立法會部份人士的不滿。律政司長底下的第二號人物、英國籍的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回憶，“當時他們接受了，因為我們請的是公正人士，案子被適當處理。”
引進外來意見的機制也同樣出現在ICAC。ICAC的四個委員會成員，是由香港特首委任社會專業人士擔任。委員會的功能就在“制衡”，避免ICAC調查權無限擴張。
其中，把關最嚴格的是執行處委員會，ICAC每六星期要針對所有的案件調查，向委員會回報；若查無實據、要停止調查的案件，一定要委員會同意才能停止；而每個案件送至律政司六個月若未結案，也要向委員會提出說明。
委員是榮譽職，擔負監督的責任，沒固定薪資，有的只是車馬費，但許多知名人士都愿意貢獻時間；曾擔任ICAC執行處委員的律師胡洪玉就說，自己是把這份工作當榮譽，如果沒有市民支持的文化，廉政公署不可能有勇氣調查。
扎根——法治教育從娃娃教起
“世界透明國際組織”去年的廉潔排名調查，在一百五十八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排名十五。
這個成績對有過貪腐經歷的香港人來說，是個寶藏，而這是香港社會花了三十年共同努力達成。
ICAC、律政司知道市民是支持他們執法的后盾，因而他們大力投注在法治教育推廣。ICAC每年六億多港幣預算中，有15%花在教育上；他們與幼兒園和小學合作“學校德育伙伴計劃”，利用卡通人偶教孩子“自律守紀”、“誠實”，或是教導“金錢與物質”間的關系；這幾年，香港的大學也陸續將“商業道德”納入一年級課程。
在香港，反貪幾乎是全民運動，見到不法而檢舉的風氣盛行。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上，OK便利商店旁，黑底招牌襯著“廉政公署ICAC”的大紅字，紅黑分明映入眼廉。香港臺灣工商協會會長羅安琪，從對街樓層向下望說道，“香港的廉政公署就好像臺灣的區公所一樣，到處都是。”
從香港島、九龍、新界，ICAC有八個辦事處，都設在熱鬧的街道上，讓市民很容易就能投訴報案；而且ICAC設有二十四小時的舉報中心。
公平——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目前高達七成五的貪污檢舉都是由市民具名報案，比例之高，顯現民眾對ICAC的信心。
在中環匯豐銀行總部三十四層樓、總裁鄭海泉的秘書盧陳秀談到香港法治，她信心滿滿地說，“因為香港有像ICAC的組織，讓我們有個公平的環境，只要努力，透過教育，可以出頭天。因為有個公平的平臺，知識可以改變命運。”資本主義發展極致的香港，因為有了法治，建立清楚的游戲規則，不致于紊亂；也因為法治精神，香港能挺立成長。(摘自臺灣《天下》雜志；作者：李雪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