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6日電 在《財經》雜志2006年年會上，吳敬璉說，收入不平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個是機會的不平等，一個是結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但現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征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
中國青年報今日載文指出，即使是對富人課以較高稅收，也決不是向富人開槍。
誠如吳先生所說，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收入不平等。一是機會不平等，二是結果不平等。從治理良好的社會來說，國家有義務、責任，也有能力盡可能為社會創造平等的機會。從目前中國情況來說，機會的平等，遠遠沒有成為可以期待的現實。因此，為了公平正義，首先的問題，就是保證機會公平。
文章指出，機會不平等，結果絕對不會平等，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機會不平等帶來的結果不平等，是缺少正當性的。對此，國家仍然有通過稅收等手段調節的余地�，F在的問題是，即使機會平等了，結果卻仍然不一定平等。那么，是不是因為富人是通過平等機會致富的，是合法合理地致富，就不能對他們的財富課稅？
原因十分簡單：富人，不管是合法致富的，還是非法致富的，獲得財產，保有財產，享受財富帶來的榮華富貴，都必須依賴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就是國家法律制度對于秩序和財富安全的保護。富人無論是在獲得財富還是擁有財富的過程中，都得到了國家法律制度和國家機器的有力保護。如果沒有國家的保護，富人不但不能獲得財富，更重要的是，即使獲得了，也不能擁有，其狀況必然是霍布斯所說的“全社會充滿著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即使某些財力雄厚的富人，可以通過私人武裝來保護財富，但是，維護一支私人武裝的成本將是極其高昂的。
建立政府、健全法制、維護國家機器的成本，就是以比私人武裝更低的成本保護社會的安全，保護市場交易。實質上，國家對于人們財產與安全的保護，本來是公共服務，應該是均等化、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但事實上，從個人實際享有的服務來說，富人與窮人得到的份額有天壤之別。一無所有的赤貧者，可能并沒有享受什么公共服務，沒有耗用公共資源，也沒有什么財富和財產交易秩序需要國家保護；而家財萬貫的富人，則完全依賴于國家力量，才能夠求得其財富的安全。這種情況下，富人占用和耗費了比窮人多得多的公共資源。稅收，就是私人為耗費稀缺的公共資源付出的價格。
文章指出，雖然從正當性來說，應該更加追究機會的平等，但是從稅收公平角度來說，適當地追求結果的公平也沒有錯。不管你的財富是通過平等機會掙來還是不平等掙來，你擁有財富，你就得納稅。要求向富人多征稅，決不是對他們不公平，恰恰是追求更大的社會公平。 (梁發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