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9日，驕陽似火。在沈陽皇姑屯省政府禮堂的四周，擺滿了大大小小的木箱，箱子里盛滿了從冷凍廠不斷拉來的冰塊。冰塊的降溫作用并沒有太多改善座無虛席的禮堂里的悶熱，但人們任憑汗水從眉宇間流下滴在正記錄的筆記本上，從皮下的毛孔滲出浸濕全身的衣衫，依然聚精會神地進行著對那些在中國大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的審判。
這是一場具有特殊意義的審判。這場審判與在這之后的太原審判同是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徹底清算日軍侵華罪行而進行的審判。前兩次的遠東國際大審判和南京國民政府組織的審判，由于美國的干預和國民政府的姑息縱容，對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清算并不徹底。當時年輕的檢察官張國霖見證并參與了沈陽這場具有重大意義的審判。近日，筆者在河北省南皮縣探訪了這位已經80歲高齡的老司法工作者。時過境遷，相隔49年，他卻仍然清晰地記得審判時的點點滴滴。
沈陽是這次審判的主審地
張國霖于1949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成為人大第一批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勤奮苦讀5年后，他分配到河北省高級人民檢察院，由于工作努力、成績突出，很快由一名書記員提升為助理檢察官，參與了很多大案要案的審理。1956年4月，我國決定分別在沈陽和太原兩地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開庭審判45名日本乙、丙級戰犯。沈陽是這次審判的主審地。審判人員由國家最高檢察院指定。張國霖憑借自己較高的學歷、突出的工作成績，幸運地成為河北省僅有的參與審判的兩名審判人員中的一員。當時年僅31歲的他與另外一名女檢察官一起，踏上了去沈陽皇姑屯的列車。“火車上，我們倆都十分激動，畢竟這樣的機會不多。這次任務對于我們來說，既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又能為國家很好地效力。”談起當時能被選中，張國霖顯出一臉的興奮。
“來到皇姑屯以后，我們發現，來自全國各地的法律精英都聚集到了那里。國家最高公、檢、法機關成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組成人員中既有軍人，又有地方的檢察官。這樣的人員安排是針對當時戰犯中既有將校軍官、又有細菌戰等技術人員設立的。由各省抽調人員組成的協助審判隊伍將近20人，包括檢察官五六名，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對審理進行監督，看量刑是否適度，對依據當時的法律存在疑問的地方及時提出建議。審判開始以后，我們就坐在臺下第一排，臺上的主審人員由國家最高法院審判庭庭長、最高軍事法庭庭長等人員組成。”張國霖說，由于審判不是完全公開化，座無虛席的旁聽席上大部分都是司法機關的內部人員。
日本戰犯長跪不起淚流滿面
審理過程共進行了42天，其間一共審理了36名日本戰犯。在這場漫長的審判中，讓張國霖記憶最深的當屬一個個證人對日本帝國主義所犯滔天罪行的控訴。“出庭作證的人很多，他們中大部分都是受害深重有著血海深仇的老百姓，所以看到臺上的日本人，總是抑制不住自己異常激動的情緒，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進行著血淚控訴。”張國霖說，當時有一個從山西過來的證人，他的頭抬不起來了，只能始終低著，但他依然怒目圓睜指著被告席上的一名日本戰犯說：“就是他組織制造了慘無人道的‘唐山慘案’！他帶領的日本鬼子進村后，見到人就殺，連小孩也不放過；見到東西就搶，拿不走的就放一把火燒掉；看見年輕女人就侮辱，有一個畜生強奸了一個懷孕8個月的婦女后，又用刺刀挑開她的肚子，把孩子取出來拿在手里玩。我當時被兩個日本鬼子追殺，一個跑在前面的鬼子一刀砍中了我的脖子，我一下子就倒在了血泊中，因為脖子沒有完全斷開，第二天被人發現后救活，可是我的頭再也抬不起來了……”還有一位從南方過來作證的婦女，她的丈夫被日本鬼子懷疑是共產黨員。殘暴的鬼子用燒紅的烙鐵在他的臉和身子上烙，像魔鬼一樣用酷刑折磨他，逼他承認。她親眼看見燒紅的烙鐵烙在丈夫身上吱吱地冒著白煙，最后她丈夫被日本鬼子活活地烙死。
日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曾制造了河北灤縣潘家戴莊慘案、遵化魯家峪慘案，其中潘家戴莊慘案就殺死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1200人，并在遵化、遷安沿長城一帶制造了“無人區”。負責細菌戰的日本戰犯藤田茂1939年曾下令將8名中國百姓當活靶子殺死，1945年又在山東海陽縣索家莊做“活人實驗”，一次就殺死了80多人。看到中國百姓當場揭露自己的萬惡罪行，這些日本戰犯當即跪下。他們長跪不起、淚流滿面，嘴里念叨著：“那么多的中國人都死了，可我這個罪人還活著。我對不起你們。我該死……”在眾多的證人面前，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日本戰犯不得不承認自己侵略中國的殘暴罪行。
毛主席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審理結果出來了，最重的判處刑期20年(鈴木啟久)，最輕的只有12年。這個結果讓參與審判的張國霖等協助審判員都大吃一驚。按照他們的想法，這些戰犯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殘害百姓、罪行累累，都應該判處死刑。于是，他們向主審人員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和建議。不久，從中央傳來了毛主席的回答：我們對日本戰犯寬大處理，是為了讓他們當我們的義務宣傳員，讓他們回到日本以后說實話，告訴日本人民中國共產黨是寬宏大量的。
當法官最終宣布審判結果時，這些日本戰犯都齊刷刷地跪在了中國人面前，很多人感動得長跪不起。張國霖對筆者說：“其實，這樣的審判結果我們開始也不理解，包括我們在參觀戰俘營的時候，發現戰犯們穿戴整齊、伙食很好，而且半天勞動、半天學習，大家感覺我們的政府對這些戰犯太好了。刑滿釋放的戰犯回到日本后，組成了一個叫‘中國歸還者聯合會’的組織，定期進行宣傳活動，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教育日本國民不要忘記那段侵略他國的罪惡歷史。我們這時才體會到毛主席的話是很有道理的。”(據中國國防報；馬昕 南寶通 付金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