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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修改后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首次列入了保護女性免受性騷擾的條文，然而，如何界定性騷擾，如何建立有效的反性騷擾制度體系成為接下來的實際問題
10月14日，中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邱仁宗到京郊的香山參加一個會議。他說，在他作報告的間歇，“有人問我最近在做些什么，我回答說，反性騷擾。全場哄堂大笑，都覺得好笑，不是嚴肅的事情”，這讓他不無尷尬，“從中可以看出大多數人對性騷擾的態度”。
就在上月的24日，應邱仁宗之邀，眾多學者和法律專家參加了一個關于反對工作場所性騷擾的專家研討會，與會者除了國內來自法律、女性、社會學等諸領域的專家唐燦、劉伯紅、金一虹、榮維毅等，還包括一位美國律師康妮�？的莠F在的身份，是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長。
康妮說，“性騷擾存在于所有國家，所有職業，以及所有經濟行為，中國也是如此�！彼J為只要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不被阻止，女性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的權利、待遇及地位。
在中國，反對性騷擾剛剛寫進《婦女權益保障法》，但性騷擾的定義、性騷擾的違法性質和立案理由、性騷擾案的正當程序、案情舉證、受害人和舉報人的保護、隱私的保護、對受害者的賠償、對騷擾者的處罰等問題尚無具體細則。
這次會議正力圖推動上述問題的解決。
士氣低落的斗士
自2001年陜西西安全國第一樁性騷擾訴訟案以來，中國已有報道發生過十數件性騷擾案，絕大多數以控方敗訴告終。即便是告贏的案例，也不具備很強的影響力。現在還沒有一次全國性的對于性騷擾的大型正式調查，“對實情并不很了解”，邱用“士氣低落”來形容目前反性騷擾的形勢。
一些小范圍內的調查做得比較多。2000年在深圳市的一項問卷調查表明，32%的受訪者表示曾遭到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其中女性受害者占總所訪女性的43%, 男性占l9%。2002年，在被抽查到的200位北京市居民中，曾遭遇過性騷擾的女性占120名被訪女性的71%，在回答“最容易導致性騷擾的人際關系”時，首選的是“上下級關系”，“公共場所中的陌生人關系”被列為第二。
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提供了一份數據，1992年到2002年，該中心共接到526個有關性騷擾的咨詢求助電話，主要人群是公司職員、工人、學生和公務員，而職員占到了總數的1/4。調查顯示，性騷擾的發生場地以職業場所為主，來自上司的性騷擾占總數的32%，來自同事的占16%。
非常說明問題的是，紅楓心理咨詢中心主任侯志明說，中心的咨詢員在接線時也時常遭遇電話里的性騷擾。
邱仁宗說，從這些調查和相關案例來看，工作場所的性騷擾是最為嚴重的，因為在辦公室往往只有兩人在場，因此也是受侵害最大的，而且受制于上下級的權力關系，女性不得不忍氣吞聲，“而公共場所相對容易解決，只要叫嚷就發現了�！鼻裾f。
概念含混的性騷擾
邱仁宗早年曾在工廠工作過，在廠里一到休息或吃飯時，男性都在講黃段子，“大家以講黃色笑話為榮，以在婦女面前講為榮，你要不加入就是異類。女同志反感也沒用，要躲也無處可躲�！�
很多人仍把性騷擾問題的提出當成笑話。對此邱仁宗說，這是個觀念問題，早幾年討論婚內強奸時，很多人也不理解，說婚內哪來的強奸，如今這已成了常識。性騷擾與婚內強奸都有一個共同的大前提：男女權力結構的不平等。
對性騷擾還有一個頗為流行的看法：在目前大量拐賣婦女、強奸、家庭暴力等等嚴重犯罪行為尚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時，性騷擾這樣一個僅限于精神損害而沒有實質性傷害的問題是否有必要進行立法，是否有必要在立法之后進而制定具體細則，這樣是否超前？
邱仁宗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他說，人有各個方面的權利，這些權利本沒有先后問題，“如果等到強奸解決了，才解決性騷擾問題，婚外強奸解決了，才解決婚內強奸，吃飯解決了，人權才能談。按這種邏輯，很多工作都不能做了�！�
目前《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有關性騷擾的規定，在專家們看來，沒有對性騷擾進行界定，沒有相關的職責義務與處罰措施，也就沒有任何可操作性，而且據了解，有關部門尚沒有對之進一步具體化的計劃。
9月24日的專家會上，與會者一致對工作場所性騷擾作了如下幾點界定：一是發生在工作場所，二是帶有性色彩，三是引起對方反感、有損于對方尊嚴，對方的拒絕或順從會對其工作產生影響，并造成使人感到威脅的工作環境。
其中關鍵的一點是“引起對方反感”，康妮認為，這是界定友好行為與性騷擾的關鍵因素。邱仁宗舉例說，比如講黃段子，如引起對方反感，就無疑是性騷擾，當然性騷擾的嚴重程度不一樣。
邱仁宗認為，把反對性騷擾寫入《婦女權益保障法》有其重要意義，因為受騷擾的人中女性占絕大多數，男性及同性之間畢竟是少數。但是《婦女權益保障法》沒有規定相關部門如何處理，因此他們建議《勞動法》增添相關的內容，使勞動部門和用人單位有義務和責任來保障執行。
艱難的舉證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唐燦是國內最早研究性騷擾的學者之一，據她了解，許多跨國公司在本國的企業管理規則中都有禁止性騷擾的專門規定，然而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生產企業管理規則中，又大都不見了這些規定。
即使如此，她說，這些跨國公司對性騷擾的控制方面還明顯好于國內一些中小企業，因為這些公司大都有這樣的條款：“接受員工申訴及抱怨，處理各種糾紛及意外事件”，這實際上可為受性騷擾的女性提供一個投訴途徑。
邱仁宗說，投訴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向誰投訴，要有方便的途徑，而且沒有工作前途和隱私方面的顧慮。
專家們建議，可在工作場所建立由管理人員代表、工會代表和普通職工代表參加的投訴委員會。邱仁宗說，這樣的投訴委員會，除了工作場所有一個外，工會應該有一個，婦聯也應該有一個。
投訴委員負責對舉報的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和做出裁決，并應當保護當事人隱私。這些專家還要求對性騷擾肇事人制訂具體罰則。
舉證困難向來是困擾性騷擾案例的關鍵難題，邱仁宗及北京海淀法院法官陳爭爭都認為，在這里不能完全實行無罪推定，可采取原被告雙方舉證的辦法，邱說，“因為這有特殊性：往往只有兩人，而且雙方不平等。因此可借鑒醫療糾紛，即不必必須由控方即病人方提出證據，而是由醫生提出證據證明自己沒過錯，這叫做舉證倒置。”
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長康妮認為，反對工作場所性騷擾不僅僅是立法的問題，最好的措施是加以預防。國際勞工組織一向鼓勵讓雇主承擔連帶責任，因為雇主一方面是制止性騷擾的最佳人選，另一方面也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對受害者加以賠償。
專家們因此提出相關的建議：“工作場所發生性騷擾要追究雇主責任。每月、每年發生性騷擾的工作單位要在互聯網上公布。雇主與雇員的雇用合同要有保護雇員不受性騷擾的條款�！�
除此以外，專家們認為，工作單位和工會應針對性騷擾進行相關的培訓工作，對員工，旨在提高其權利意識以及對性騷擾的認知能力，指導他們了解各種申訴程序；對管理人員則是職責教育，了解在法律和管理規則下該做什么，如何去做。
邱仁宗表示，這次聯合眾多專家來做這件事，將把達成的建議提供給勞動部門，供其決策參考。
他們還將考慮做一個性騷擾的全國大型調查，同時期待能有一個像當年美國“洛伊斯案”那樣引起廣泛關注的性騷擾典型案例，從而起到強大的推動作用。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劉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