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作為直接在“五四”精神影響下的一代知識分子，巴金的作品《家》曾得到當時進步青年的熱烈反應，無疑，他是屬于那個時代的優秀作家。
實際上，巴金的一生，貫穿了中國的整個20世紀，由于他很長時間生活在中國主流文化圈里，因而他的生活注定要與整個國家的時代風浪休戚相關。
作為最后一個離世的“五四”一代人，巴金留給中國社會的不僅是他的作品，更有值得這個民族記取的教訓，以及“說真話”的決心和行動
“到最后一刻我也會撒手而去，可能還有不少套話、大話、廢話、空話、佳話……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張稿紙上都有這樣三個字：講真話”——巴金
101歲的巴金走了。
“巴老走得很平靜。”這是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麗宏于10月17日晚告訴記者的第一句話。
下午3點鐘，巴金的親友們接到電話，開始陸續趕到上海華東醫院高危特護病房。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長天是最早趕到病房的人之一，他到時巴金的心跳還很正常，每分鐘有70幾下，血壓50/30，但在慢慢向下走。開始巴金的嘴巴還一張一合很用力呼吸，到了四五點鐘以后，嘴巴就不動了，大概晚六點的時候，華東醫院的醫生表示大概還有一個小時。終于，7:06，巴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為了減少巴金的痛苦，巴金的家屬同意給他注射少量的安定，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巴金對來送他的人沒有感知，整個過程沒有什么交流。大家都沉默著，靜靜看著醫生搶救。
巴金離開的時刻，家人失聲痛哭，女兒李小林失控地喊著爸爸不要走。
巴金穿著病服，拿掉了以前總會帶著的假牙，整個面形都變了。此時在場的人有的默默落淚，有的掩面離開。9點多鐘，在醫護人員把他遺容整理好后，大家進去跟他鞠躬告別。
當時在場的除了巴金的家人，還有中國作家協會及上海作家協會的領導，后來，上海市委領導也陸續趕來。而在華東醫院的大門口，聚集著的記者有二三十人之多，但在是醫院警衛阻擋下，沒有一個記者能夠進入大門。
巴金是10月3日報病危的。給巴金拍了近30年照片的攝影師祁鳴說，“十一”前還去看過老人，“那時情況很正常，卻沒想到只是一轉眼，情況就急轉直下。”據華東醫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講，今年4月份，巴金開始出現腹水，肺部也經常感染，醫院采取保守治療，情況開始有所好轉。但10月2日后，巴金消化道開始出血，腎功能減退，小便明顯減少，同時血壓開始下降。醫院想盡所有辦法搶救他，最多時，一天給他輸了300CC的鮮血，同時24小時做血透，這是很少見的。
巴金自1999年住院以來，曾有幾次大的險關，但都挺了過來。這次醫院曾認為至少能過完他11月25日的生日。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長天告訴記者，“事情對我們也不是很突然的，他很長時間都在彌留狀態。(我們)當然希望巴老長命百歲，但他活得太苦了，氣管切開，吃東西是從鼻孔直接插到胃里去的，話也不能說了，但思維還正常。過了這么多年，去世對他來是說或許是種解脫。他自己也說，‘我是為大家而活’。”
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麗宏則說，巴金是中國文學知識分子的良知，可是看著他在病榻上躺了這么多年，可以思想卻不能表達，太苦了。
巴金住院的這幾年，趙長天每年都會去看望他幾次。六七年以前，巴老身體還比較好的時候，他還認得出人，能睜開眼睛，點點頭。后來因為老人身體變得虛弱，容易遭受細菌感染，人們就不再進去了。
祁鳴在為巴金拍照的近30年間，拍了十幾個小時的影音資料，以及幾大捆的照片。但是在巴金的晚年，他卻很少拍照，希望把巴金的形象保留在最好的時刻。有一次 ，巴金叫他來說，“每次拍照你都等我精神好的時候，我本來就是個病人，根本就沒那么好，你現在幫我就拍一張，還要多印幾張，給別人，這是我的真實狀況。”
10月18日，在巴金晚年倡議下建成的北京的現代文學館，布置了巴金的靈堂，成為北京最早吊唁巴金的地方。機關、個人署名吊唁的花籃整齊地排放在靈堂，其中不乏各年代的知名作家：王蒙、蔣子龍、陳忠實、池莉、鐵凝、王安憶、張抗抗、舒婷……
也有不少普通人聽到廣播，看到報紙，在午休時間趕來。他們一般默默地鞠個躬，并不簽到，就轉身離去。
原本以為來吊唁巴金的都會是中老年讀者，但記者觀察到更多的還是年輕人。一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孩下了班就和愛好文學的同事相約趕來了，捧著白色的百合花鞠了一躬。
17歲的趙帥來自山西，是對外經貿大學大一新生。早上看到報紙得知在這里有吊唁，他一下課就徒步趕來了，甚至沒有吃中午飯， “最近去世的老人比較多，比如啟功，現在又是巴金，很沉痛，心里惦記著，就來了。”
這個稚氣未脫的男孩老成持重。雖然他只讀過巴金的《家》，而且還是小學看的，已經記不清楚主人公叫什么名字。他對巴金的印象是 “一個敦厚、慈祥的老人，特別讓人親近，對未來一直抱著希望，永不放棄。”
巴金，最后一位五四之子，一位影響過幾代中國人的文學家的逝去，為一個時代劃上了句號。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孫冉 羅雪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