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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些日本分析人士將中日關系的回暖看作從“感情外交”轉向“利益外交”，那就大錯特錯了
11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利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場合，舉行了雙邊會談。這是繼10月8日安倍訪華后，胡錦濤和安倍的第二次會面。如果說，10月8日意味著中日首腦互訪在中斷了5年之后的恢復，那么11月18日則意味著中日領導人利用國際場合舉行雙邊會晤的“傳統”也得到了恢復。
上述兩個首腦交流層面的恢復，對中日兩國而言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象征和現實意義。但最近在日本國內，出現了這樣一種“思維”，即認為中國對日外交正從“感情外交”向“利益外交”轉變。
《讀賣新聞》在近日刊文指出，10月安倍訪華時，中方“改變以往偏重歷史問題的路線，目前更進一步使對日關系從‘感情外交’中擺脫出來”。《每日新聞》則認為，目前中國急于在經濟、貿易等領域強化與日本的關系。最值得注意的是《產經新聞》的評論。該報評論認為，“‘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一直都是中國對日本的固定訓誡，但在這次會談中卻一下子消失了，而事實上安倍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做出絲毫讓步，于是就更讓人肯定，中國的歷史牌已派不上用場。”
日本輿論一廂情愿
上述言論對中日領導人會晤的定性，若不說別有用心，至少也是明顯的曲解。眾所周知，小泉時期中日首腦會晤中斷并非中國“感情用事”，而是小泉執意參拜靖國神社的做法給中日關系造成了很大損害所致(若光看小泉時期的中日經濟關系，武斷定義中方是“感情外交”的說法也難有解釋力)，因此隨著“小泉時代”的結束，中日雙方都希望以安倍上臺為契機，中日關系能有一個新的局面。
安倍就任日本首相后，在不同場合表達了要發展中日關系的愿望，并在歷史問題上表現出積極姿態。他承認日本在二戰時期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并表示日本接受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結果。經過共同努力，中日雙方就克服影響兩國關系發展的政治障礙和促進兩國友好合作關系的健康發展達成一致，從而實現了安倍訪華。雙方并且同意，努力構筑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
但構筑戰略互惠關系，絕不意味著中方放棄了“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策略，而改為所謂的“利益外交”，這種說法充其量是日本輿論的一廂情愿。我們也注意到，安倍目前在靖國神社問題上采取的是“模糊策略”，如果日本領導人重蹈小泉覆轍，中方不會視而不見。
因此，中日關系雖然一個多月來柳暗花明，但嚴格意義上講，還處于一個“謹慎探索，小心磨合”的微妙期。這段微妙期需要中日雙方來共同悉心呵護，而非加上一些似是而非、同時又充滿情緒性的定性或描述。日本媒體對國內輿論的誤導，只會使微妙期的中日關系向著一個不健康的方向演化。
中日關系仍需長效機制保障
“小泉時代”的結束和日本領導人的更替，為中日關系的柳暗花明提供了一個天然的契機，但這種改善基本上還是基于領導人的更替和日本新領導人的想法；即使安倍在任內沒有參拜靖國神社，一旦未來又上臺一個類似小泉那樣的日本領導人，中日關系很可能又會出現倒退趨勢。
即便在“安倍時代”之內，安倍也絕不會僅滿足于改善中日關系，必然會在日本國內問題，尤其是在為日本確立所謂的自我認同方面著力顯示業績。這就必然涉及到延續小泉沒有走完的道路，亦即日本向“正常國家”的邁進，其中包括修改憲法、提升自衛隊等級等。再加上中日之間一系列的結構性矛盾，因此，對正在進入調適期的中日關系來說，需要一整套機制來保證有一個“雖非充滿友好迷思，但也不是無休止惡化”的正常、穩定的國家關系。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作者：邱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