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沒有根的感覺，對一個香港的讀書人來說，總有一種失落感。這種懷舊的文化，對一個人的人文修養來講，如果沒有，對自身成長是有影響的
本刊記者/蘇琦 孫展
家學淵源得正宗國學心傳，受教臺灣成功大學外語系后，又負笈英倫取西學真經，其后返港在報界浸淫多年，兼有報人、文人、學人的身份，一路走來，董橋已然成為香港文化的一個標桿性人物——香港文化中的中西合璧、傳統與現代兼備的特質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達。
在訪談中，董橋以一個文化守望者的姿態，對包括香港在內的兩岸三地自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流變進行了精辟的解畫，既有對傳統中國文化味道式微的些許失落與無奈，也有對多元文化成長可能性的樂觀期許；既對港人國語水平的提高滿心歡喜，又對其英文水平的下降感到憂心；在豁達看待香港文化尷尬轉型的同時，又對大陸的“大文化”形態和讀經讀史熱提出清醒的認知。
在一個煙花繁華之地守望文化是寂寞的，但董橋自言：貢獻就在于點點滴滴把這么多年來用心追求的知識，傳授出來。有沒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這是盡了你自己的一個本分。”
沒有了根，總有一種失落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看香港回歸以來文化方面的變化？
董橋：我個人感覺，最大的區別，就是回歸以后香港人基本上都會講國語了。每個人都在很努力的學講國語、聽國語。這點我很開心，我的孫子現在很小都會講國語了。
我還在推(動)一個事情，就是國語課應該用國語教，國語讀，這樣以后他寫東西會很方便。香港中文這么多年受到一個很大限制就是文字不行、語言不行。現在這一關克服過去就很好了。
中國新聞周刊：那英語呢？在回歸前后你擔心港人的中文水平，近來好像更擔心他們的英文水平？
董橋：英語嘛，過去可能很好，回歸之前已經不太行了，一蟹不如一蟹。有的學生還是很好，但一般的水平不如殖民地早期我們的前輩，甚至沒有我們這一輩的英文好。
香港呢，我覺得它的價值就在于是一個世界之窗。如果香港人不能好好地保持這種優勢，就比較麻煩。怎么保持呢，你必須語言要強，英文要好，懂得越多國的語言越好。
中國新聞周刊：好像不少人對香港文化能否保持香港性有所擔心？
董橋：香港性，要兩個方面看。香港性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中文不夠好。好的一面就是除了中文之外，必須懂得一門或一門以上的外國語言。
這一點很重要。我最希望內地的人能多懂一兩國語言，因為這對他個人的生活情趣會增加一些。你看的東西不會局限在一個框框里面，會知道別國家的一些東西，這對一個民族的品味、趣味、情趣，甚至于整個社會的安寧、和諧都有幫助。
中國新聞周刊：在80年代你寫的《這一代人的事》，曾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感覺你當時有一種很濃重的家國情懷。現在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日益熱絡，是不是就是“文化中國”這個概念所涵蓋的呢？
董橋:我講文化中國的時候，內地“文革”過去了，感覺到中國文化出現了一個斷層。我跟余英時先生經常通信，我們那時就討論中國情懷，我在《明報月刊》的時候就弄了期“中國情懷”“文化中國”，余先生給我寫了比較軟性的，比較感性的文章。
為什么我們會這樣做呢，我們心目中的中國情懷或者文化中國，是希望大家再回味一下老中國的東西。所謂老中國包括那么多年的歷史，也不用太長，清末民初就很夠了，那種味道就在那里。這種東西太多了也不行，太多了人就迂腐了，你完全沒有呢，就等于一個人完全在一個非常現代化的辦公室或住家里面，感覺都是電腦，很冷感的時代，沒有后花園。
中國新聞周刊：沒有根。
董橋：沒有根的感覺。那時我們說文化中國或中國情懷，主要是看到大陸文化斷了一層，看到臺灣在走自己的本土化。這種情形對一個香港的讀書人來說，總是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好像現在兩邊都不到岸。
臺灣那時還有一種老民國的味道在那里。就它那兒最濃。現在你問我關于香港文化，我還是提倡文化的一種反省，一種回顧，不光是中國文化，也包括西方文化在內。所以這些外國書(指著桌上古版英文書籍)，我有能力的話都要去搜。這種懷舊的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對一個人的人文修養來講，如果沒有的話，是有影響的。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兩岸三地的文化發展，是更融合了，還是更分立了？
董橋：越來越散，越來越雜，這是好事情，多元。
中國新聞周刊：但是從曾經共同擁有一個文化母體的意義上來講，還是挺讓人傷感的。
董橋：不要傷感，應該開心才對。要這樣散掉才好，才會冒出一些人物出來，不然總在一個天地里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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